集团动态Group dynamics
报告:2018年亚太地区财富缩水最严重,高净值人士偏爱现金
自2018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起伏,这一变化从全球高净值人士的财富分布上也可以体现出来。 法国凯捷咨询(capgemini)公司7月9日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WorldWealthReport2019)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球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高净值群体,其财富总额约68.1万亿美元,但与2017年同期相比却下降了3%,为最近7年以来首次。其中财富减少最快的地区是亚太区域。 亚太地区为全球财富缩水最严重地区 凯捷咨询法兰克福分公司负责人迈耶尔(Klaus-GeorgMeyer)表示,“2011~2017年间,全球高净值人士的数量平均以每年8.3%的速度增长,但去年反而减少了0.3%。” 报告称,目前全球高净值人士约有1800万人,其中61%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和中国。在2018年的资产缩水潮中,亚太地区受灾最严重,该地区高净值人群的财富减少了1万亿美元,相当于缩水了5%,百万(美元)富翁的人士也相应减少了2%。 除了亚太地区之外,拉丁美洲的受到较大影响,高净值群体的财富下降了4%,欧洲也减少了3%,北美则为1%, 唯一逆势增长的是中东地区,由于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强势且金融市场表现良好,去年高净值群体的财富同比上涨了4%,人数也增加了6%。 高净值人士纷纷选择持有现金 报告称,2019年高净值群体配置最多的资产即现金类资产,其配额接近28%;股票类资产则已退居次席,下降了5个百分点至25.7%;房地产类资产(17.6%)排第三;最后是固定类收益(15.8%)和其它资产类别(13.0%)。 迈耶尔表示,鉴于去年在股市中的亏损,百万富翁们正变得更加谨慎和保守。以德国为例,高净值人士在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上的配额足足减少了13个百分点至17.8%,说明投资者开始担忧市场泡沫;不过另一方面,迈耶尔称,投资者对私募股权和大宗商品等另类投资的兴趣仍有所增长。 报告还称,尽管财富金额有所下降,但整体来看,高净值人士对财富管理公司的信任和满意度同比上涨了3个百分点。不过,报告也表明,高净值人士对服务体验很在意,他们更换财富管理公司的最大原因正是对其服务的不满。 报告认为,为了增强客户体验,将人工智能(AI)应用于投资至关重要。虽然财富管理机构已达成共识,认为AI将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但目前只有5%被调查的公司已在其核心领域实施了人工智能战略,未来可拓展的空间还十分广阔。
2019-07-12
2020年我国商业保理业务规模估计将超万亿级
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重视发展应收账款融资,经济大环境越加适宜于商业保理行业的发展。凯邦泰认为:商业保理将成为我国经济贸易中很重要一环。 中国商业保理业务是从2012年开始起步的,迄今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商业保理的发展迎来空前爆发,而其发展由以下几项影响: 商业保理优质资产获取 龙头保理企业的资产获取大多依靠股东资源背景,依附集团上下游产业链,在获取其庞大客户信息群的基础上,开展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保理融资业务。其资产开发成本低、资产较为优质,相比自行开发客户的保理企业而言,更具有对客户的可控能力。 商业保理融资渠道 商业保理的主要融资渠道为企业自有资金及股东借款,有强大的股东背景及厚实的资金是实力是影响保理企业融资规模发展的主要因素。 市场上部分保理公司均已设立与互联网的关系,从互联网金融平台上获取投资者资金的渠道大量降低了保理企业对银行授信的依赖关系。但2017年11月,商务部发函,关于要求做好商业保理风险防范有关工作,重点把控商业保理公司四大异常经营行为。 保理企业的规范发展 行业监管政策趋严,租赁、保理企业或将由银监会指导、地方金融办监管,保理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为既定趋势。保理在纳入银保监会监管之后,行业更加规范,更加安全,将成为热捧的新一代明星! 2020年我国商业保理业务规模将超万亿级 2019年是中国保理行业发展26周年,在中国这片经济与金融的沃土中,它经历过风雨、也承受过考验、遇到过瓶颈、也创造过奇迹,至今仍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已注册商业保理法人企业及分公司共计11541家(不含已注销企业436家,已吊销企业57家),注册资金累计超过8030亿元。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已设立了商业保理企业及分公司。 到2020年,我国商业保理业务规模将超万亿级,到时商业保理将成为我国经济贸易中的重要一环。
2019-07-12
外资疯狂抛售茅台、五粮液!白马股抱团会被瓦解吗?
回顾今年上半年的行情,整个食品饮料行业绝对可以称为A股市场的绝对赢家,贵州茅台也一度成功突破千元大关站上神坛,称为目前A股仅有的一只千元股,一举超过农业银行和中国石油,成为A股总市值第4高公司。 在茅台五粮液等强势股的带领下,今年上半年食品饮料行业备受各路资金的青睐,走出了不少超级牛股。但自上周以来,核心资产开始报团松动,成为了资本市场持续关注的焦点。近期被称为“聪明资金”的外资开始疯狂抛售平安、茅台、五粮液等白马股,引发了大批投资者的关注。 根据数据统计,近两个交易日北向资金累计已净流出愈60亿元,从每个交易日公布的沪深股通十大活跃成交榜上看,平安、五粮液、海康威视、贵州茅台分别净卖出愈9亿、7亿、6亿和4亿元,此外,兴业银行、上海机场、保利地产、华域汽车、立讯精密、招商银行也遭遇北向资金大额抛出。   白马股抱团即将瓦解? 自4月8日调整以来,不少大白马依旧逆势大涨,且股价屡创历史新高,7月3日,前期一批股价频创新高的大白马开始集体下跌,贵州茅台一根中阴线摔下千元“神坛”,外加近期外资的大额卖出,不少投资者开始担忧白马的抱团瓦解可能重演。 周三盘中白马股突然跳水,让市场情绪快速走低,此前在股价频创新高之际,就有投资者担忧此次白马股抱团上涨是否会像2017年那样被夭折。白马股突然跳水,让市场情绪快速走低,更是加深了此种担忧。 那么这次白马股抱团是否已经面临即将瓦解的状态呢?这一波反攻行情是否就此夭折了呢?白马股抱团不但不会瓦解,而且会成为常态。相比于中小创,白马股由于估值更低、分红更高、稳定性成长性更好,在货币宽松、优质资产稀缺、外资渐成主导的背景下很难不受到资金追捧。 白马股在下半年做大调整的概率比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有几点:首先,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意味着人们的购买力或有下滑,那么白马股的盈利增速或将面临短期下行的压力;其次,贸易战虽有缓和但仍然未有定论,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场外资金更偏向于静观其变,没有增量的市场很难有所作为。最后,从2016年以来,不少白马股走出了一波波澜壮阔的慢牛行情,股价涨幅巨大,资金获利出局的意愿或将随着贸易战阴霾下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而增强,这也会很大程度上抑制股价持续向上,除非经济环境突发性的大幅改善,但这种概率极低。另外,从近期看,科创板的推出难免也会分流部分资金,对于持有白马股的投资者,或会考虑止盈手中白马股转而投向科创板块,当然白马板块这几年流入的资金不少,所以即便后市可能出现相对较大的回落,但也不是一蹴而就,短期估计仍将维持反复振荡,只是重心会缓慢下移。 做投资更多应该从企业的基本面和内在价值上去挖掘符合自己投资逻辑的标的。其实北上资金的流进流出在短线看有其自身的操作模式,而这种模式似乎更多的是程序化的交易,这在我们很多时候大部分投资者是看不明白的。白马股的抱团机构很多,谁也无法控盘,不能说抱团瓦解就导致股价下跌,以中国平安为例,我们根据数据目前中国平安是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股,外资持有比例也高达8%以上。这些机构对于中国平安的投资一定是长期化的,不会轻易舍弃如此优质的标的,即使短期减仓也仅仅是仓位调整的需要。这些筹码很稀缺,随着我们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外资进来买什么?还是买中国最赚钱的优质资产。因此,白马股在调整一段时间后依然具备向上的动力。行情的演绎一方面是资金的进出导致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人的情绪化的过度反应。有价值的标的即使短期有下跌,正好给看重价值投资的人上车的机会,未来行情会在这些蓝筹白马股的超预期表现下引领大盘走出牛市。 对一般投资者来说,的确可以参考这些大资金扎堆的股作为参考去衡量这个上攻走势的强弱和赚钱效应。其实从成交量上看,茅台、五粮液、平安的跳水伴随着的是缩量,特别是五粮液基本上就只是在缩量盘整,从这一点上看,说瓦解不如说是资金的滚动操作留下的出入痕迹更恰当。最近的弱势,从技术上看主要是上方的重要压力位置太多且密集,并且还有如ST板块等消息频繁刺激的叠加效应影响人气,而这些白马股股票本身基本面上并没有出现实质改变,基于这一点,可以认为反攻行情目前在做一个停顿休整,但并未夭折。 白酒食品板块值得趁机买入吗? 随着三大股指继续全天震荡下行,其中以白酒为代表的白马股仍在继续回调,市场成交量萎缩,前期强势的食品饮料和酿酒板块继续跌幅居前,不少机构的中期策略开始透露出透露下半年白马、成长之争。那么后市哪一类个股更有机会?现在是乘机抄底买入的良机吗? 在各股指持续震荡下行之际,市场在2440已经见底,现在的运行是上升趋势中的回撤,应该不改大趋势向上。投资者不应该对接下来的行情恐惧,而应稳定心态,A股大概率已经在慢牛的路上。 针对目前食品饮料板块的投资机会,包括食品饮料和酿酒板块在内的白马股目前估值合理偏高,如果出现大的调整,可以积极配置。后市更看好低估值、高增长的保险板块。 对于近期白酒的回调,高端白酒最近明显回调,但幅度并不大,从估值角度看,也并没有被高估,还属于合理范畴,但上半年的翻倍涨幅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恐惧,急于落袋为安,这也合乎常理。从投资角度去看,我们在市场上确实很难找到像大消这样确定性高的行业了,所以,下半年的操作依然是围绕这些标的进行。 最近市场维持缩量振荡整理的格局,热点涣散缺乏清晰主线,虽然仍有结构性行情,但各个题材的持续性太差,赚钱效应极弱。另外,科创板开板对A股抽血预期使得市场观望情绪明显浓厚,后市我短期或有反弹,但也仅仅是弱反弹为主,7月开始是各大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的日子,要谨防踩雷。另外,7月中会披露一系列半年度的经济数据,目前整体预期并不好,因此对市场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操作上建议多看少动,可以等待科创板落地以及新的行情主线出现再去考虑介入,标的选择上还是尽量挑基本面表现良好的企业。 从走势上看,对比大盘其实白酒食品板块还是比较强的。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大盘重新走好,或白酒板块调整蓄势到位,很大概率还会继续保持强势,伴随大盘下行,投资者可以关注这类股票,前期强势的股票调整后重新启动的机会做超跌机会。
2019-07-12
下半年股市债市有哪些投资机会?
当前资本市场风险偏好较低,整体估值水平也偏低,有利于寻找合适的投资标的。现阶段更应该着眼于长期,把握成长空间大的优质企业。这类企业多处于技术突破的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中,比如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疗等。 以新能源车为例,积极发展新能源车不仅能有效解决我国能源短缺问题,更能使我国汽车工业弯道超车。而在目前电池产业链的各个核心环节,我国优质企业已具备基本的全球竞争力,有望充分享受未来1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长期来看,国内政策不仅着眼于中期稳增长,更注重制度变革,解决体制性问题。 下半年哪些领域值得关注? 下半年的投资机会有可能是已实现技术突破的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中,比如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疗等。 首先,新能源汽车产业链。2019年大幅退补+燃油车去库存双重压制下,纯电动乘用车销量表现出极强的韧性。5月新能源汽车销量10.4万辆(同比+1.8%),纯电动乘用车销量7.5万辆(同比+15%),是销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新的补贴政策过渡期将在6月25日结束,在此之前行业抢装或影响4/5月销量,预计销量或将在7月环比回落在Q3触及低点,此后在汽车周期转暖+引导汽车消费政策催化下,有望逐月环比回升。 全球扩产潮在即,中国汽车企业将深度受益于全球汽车电动化趋势,拥有超过10倍的成长空间。欧美日主流汽车厂商均在加大对电动汽车生产和推广力度,即便是氢燃料汽车先驱丰田,也大幅上调锂电池汽车产量规划和车型规划,主流乘用车企业对动力电池的需求将在2020-2025年逐渐爆发,根据现有的大订单公告,中国各环节的优质企业均进入了全球供应链,全球扩产潮为国内优质中游企业带来巨大的增量市场。 其次,受益于转型升级的高端制造业。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开始暴露,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科技自立的强共识正在达成,有望迎来巨大的国产替代空间。因此,制造业升级是确定性趋势。 比如,云计算、5G产业链、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行业,未来将涌现出大量可以享受行业增长和技术突破双重红利优质企业。据信通院《云计算发展白皮书(2018)》,2017年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1110亿美元,预计至2021年将达到2461亿美元,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将从2017年的691.6亿美元提升至1858亿美元,我国云计算市场的发展速度将高于全球发展速度。 再次,生物医药与医疗服务。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收入提升是医药行业发展的长期驱动力。同时,医改的持续推进带来行业格局的深远变化,制度变革催化下行业加速角逐,我国的医药行业巨头正在逐渐浮出水面。在创新药方面,近年来国家政策给予了研发创新空前力度的支持,同时伴随着人才积累日渐丰富、投融资环境大幅改善,生物制品国产化进程加速,中国“智”药正在进入收获期。 在仿制药方面,医保局集中采购是趋势,存量博弈将加剧寡头化趋势。据平安证券调研数据,以终端降价52%为例,销售费用大幅降低,利润率仅下滑5%,但如果市占率从5%提高到50%,利润总额将扩大7.5倍,对于资金实力雄厚、研发背景深厚的大型仿制药企业来说,这实际上是重要的成长机会。国内仿制药渗透率低,销量至少有1倍的增长空间。 医疗服务方面,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催化近年医疗服务爆发式增长。同时,三四线城市老龄人口聚集,收入水平逐步追赶一二线城市,且医疗服务渗透率较低,为服务渠道下沉提供空间。商业模式领先的连锁医疗,依托其品牌、技术、人才及资金优势迅速抢占市场,建立规模效应和品牌壁垒。 与二季度相比,股票市场环境好转,策略上更加积极。市场短期进入反弹窗口期,科技、非银占优,消费类中期看好。具体来看,一是优选科技属性强的质优成长股,看好计算机、半导体、通信;二是具有自身优势、稳健增长的核心消费品,包括食品饮料、家电;三是业绩有望受益于资本市场改革提速的券商,攻守兼备的银行;四是逆周期政策可能加力的基建产业链。 债市 上半年债券市场波动较大,总体来看,票息贡献高于久期贡献,信用债表现优于利率债。转债指数一季度上涨超过20%,二季度有所回落,上半年涨幅13%,是国内表现最好的固收类资产。 下半年债券市场的风险点可能在这几个主要方面:一是金融去杠杆下的潜在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二是外部局势扰动预期波动的风险。三是通胀预期上行风险。 下半年债市投资很可能仍然坚持票息杠杆策略为主,交易能力强的组合可以把握利率交易性机会。同时注意预防流动性风险,注意识别金融去杠杆被波及的信用债主体,对中低等级民企和部分城投仍然保持谨慎。 如果下半年出现流动性冲击,例如,出现金融机构大面积去杠杆,央行预期将采取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应对,届时可以抓住机会拉长久期,把握信用债市场的错杀机会。
2019-07-11
一系列稳投资举措相继出台,基建投资再次承担起“稳增长”重任
在财政政策层面,今年前5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93023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2.5%,高于去年同期增速,财政支出提速明显。 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再次承担起“稳增长”重任,从中央到地方持续推出稳增长举措,基建投资增速也在上半年得到逐步回升。 今年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下,有效投资明显提升。随着地方政府新增债券的加快发行,各地将资金及时用于补短板、增后劲的重点项目上,能有效稳定投资。同时,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发布相应的重大投资项目计划,涉及铁路、高端装备制造、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财政部数据显示,在财政政策层面,今年前5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93023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2.5%,高于去年同期增速,财政支出提速明显。其中,交通运输类财政支出增速保持在高位,前5个月同比增速达32.7%。另外,今年前5个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规模达19376亿元,其中发行专项债券9696亿元,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在基建投资领域,精准支持易地扶贫搬迁、‘三农’建设、城际交通、物流、能源、信息网络、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等投资项目;在房地产投资领域,精准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改造棚户区和国有工矿区、林区、垦区棚户区,加快推进租赁住房建设。 从各地方投资政策来看,各地均以重点产业和短板领域为突破口,在上半年制定了针对性的稳投资计划,尤其是在改善投资环境、放管服等政策方面,发力较为集中。另外,从落地情况看,国家层面的政策持续落实,重大项目如期上马,各地方政府基建投资也较为集中地推进。 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在2月份发布2019年第一批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包括新开工、续建、竣工投产和预备四类共895项,总投资达17977.0亿元,项目完工情况良好,并于6月份继续发布第二批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为3018.7亿元。另外,湖北省在3月份发布了《湖北省2019年省级重点建设计划》,该计划共安排项目296个,总投资达1285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066亿元。 今年上半年,各地方政府持续推进稳投资项目,专项债发行节奏也较去年四季度明显加快。同时,有关政策开始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进一步释放了基金投资的资金约束。 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项目中,包括项目资本金筹集等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意在进一步利用可以利用的资源,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最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债将在三季度继续加码,继续支持基建投资。 展望下半年投资政策,着力点仍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方面,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整体上要弱于制造业投资,而且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另一方面,我国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需要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另外,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如果下半年这些领域能够尽快落地,不仅有望进一步带动消费的提振,强化国民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同时也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潮流,增强居民的获得感。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这意味着2019年投资补短板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总体来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以投资促消费,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带动就业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2019-07-11
2019下半年投资聚焦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
近期,多地区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投资,总体投资规模有望超万亿元。作为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基建投资增速在今年下半年有望得到逐步回升。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共计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0个,总投资达516亿元,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和交通等行业。截至5月底,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下达了89%,对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短板弱项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期,安徽、湖北、广西等多个地区密集发布了一批重点投资建设项目计划。安徽省政府发布了2019年省级调度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安排项目115个,总投资达11069.7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达1333.44亿元。此外,广西也下达2019年第二批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涉及项目178个,总投资3018.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达162.6亿元。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2019年第一批重大民间投资项目工程包的通知》。据“工程包”主要内容显示,本次共向社会资本推介民间投资项目共164个,项目总投资151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规模为1245.84亿元。 以推动基建、公共服务发展来拉动内需、稳定投资已成为当前必然的经济布局。且我国又在今年启动了雄安新区等地区的大规模建设工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也到了关键时刻,叠加地方债创新等相关因素,可以预见,下半年基建、公共服务以及其他十三五重大项目建设计划必然会得到全面提速。 根据当前的国内外局势,预计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将在下半年加速推进。同时,管理层在相关会议中强调的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铁路、收费公路、机场、水利工程、生态环保、医疗健康、水电气热等公用事业城镇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建设项目也将是下半年的重点建设内容。以目前各地的项目规划情况和政府投资规划为基础,综合考虑重大项目在基础设施投资和第二产业投资中的占比统筹计算,预计2019年全年启动、立项的重大项目规模将超20万亿元。 下半年依旧集中在去年年底所提出的补短板领域,包括公路、铁路、水运、机场、水利等领域。此外,通过近期中央所下发的《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来看,以及从目前各省地区所公布的新一批重点项目建设计划来看,下半年政府目标更多的在于公路铁路等交通运输方面,部分污染严重的地区还重点关注在生态环保领域。重大项目可以带动下半年金融领域的投资情绪,同时也是我国“稳增长”的重要举措,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起到稳固基础的作用。 目前,中央的一个解决策略是先从专项债入手——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提出三个重要的专项债发展方向,皆是为了使专项债可以更好地匹配当前基建项目资金需求而设置的,既解决了当前项目最为头疼的资本金问题,又解决了期限和向更多投资者募资的问题,几乎可以近似看作是提前落地的投资基建和公共服务项目资本金的“公募资管产品”。故而,预计该模式将被地方政府和相应的平台公司大规模地采用,相应地,当前大量停滞项目的融资需求也可以得到满足。同时,待“资本金债券”模式投入使用之后,针对项目的后续银行贷款也可以相应落实,以基建投资为核心的稳投资、拉内需的模式也将良性运营起来。
2019-07-11
麦肯锡报道: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在下降,但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正上升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全球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截至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占全球贸易商品贸易额的11%,但服务贸易额仅占全球总额的6%左右,占的比例仍然较低;中国的研发支出费用位居全球第二,但仍然是重要的技术进口中国国,知识产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6倍;中国的银行系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排名均居全球前三,但外资参与度仍相对有限,占比不足6%等。 “从中长期来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有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已经达到了全球很大的一个规模,中国和世界在互相影响,然而规模未必总能转化为全球影响力,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许多方面仍有待发展。总体上说,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令中国和世界受益极大,如果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2.0,而世界也采取行动,切实加强经济合作的话,那么将合理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40年,有22万亿—37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将受到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变化影响,相当于全球GDP的15%-26%。”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指出。 加深融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在华强森看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其他一些方面中国也显示出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越来越重视中国。从某种角度,比如贸易、技术来看,中国的国内市场越来越大,国内供应链越来越强。”华强森说。 不过,麦肯锡的报告指出,虽然中国拥有110多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但这些企业的海外营收占比不到20%,而标普500企业的平均占比为44%,因此中国企业有更多的空间来推动全球化;2018年中国出境游达到1.5亿人次,但移民中国的外国人数量仅占全球移民总总数的0.2%;中国的研发费用位居全球第二,但知识产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6倍;中国有8.02亿网民,但跨境数据流动的规模仅为美国的20%,甚至低于新加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占到全球的45%,但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8%;中国的电影票房市场全球第二大,但文化软输出方面远不如日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在下降,但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正在上升。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工业化投资和贸易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奇迹。如今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已经转向拉动内需,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更多增长来源还是中国自己。比如去年中国76%的GDP是中国自己的消费。中国本土的供应链也越来越发达,以电脑的行业来看,10年前中国生产55%的电脑是用来出口的,现在仅有28%作为出口,更多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就被消化。不过,尽管出口的比例在降低,但数量却是在上升的,同时进口比例在增加,中国的消费升级带动了许多进口商品的走强,也使得世界对对中国的依存度在不断上升。”麦肯锡中国区董事长、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会合伙人梁敦林表示。 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中国经济正在向拉动内需的发展模式转变。 数据显示,在2015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的国内消费在GDP总额的比重超过60%。 在梁敦林看来,中国的本土供应链正日趋成熟,另外中国对世界经济依存度的下降,也反映出相较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仍有所提高,比如中国的关税水平明显高于美国及欧盟国家;经合组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中,中国也高于经合组织平均值。 “中国企业有更多的空间来推动全球化。中国经济的体量非常大,与世界融合的角度也有更多的空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成政珉说。 影响全球经济 在成政珉看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层面。比如贸易层面,中国选择更加开放的贸易,那么将有希望发展成为新兴和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出口目的地,但如果联系减弱,全球贸易流动将收缩,一收一放之间,将影响全球经济3万亿到6万亿美元。 此外,相对于商品贸易,中国的服务贸易较为封闭。在成政珉看来,如果中国始终不开放对服务业的限制,那么中国和发展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或将继续存在,受到影响的经济价值体估计为3万亿到5万亿美元。 此外,如果中国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并可拓宽资本配置的选择范围,提高分配效率,反之则可能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更多波动、阻碍。受影响的相关经济价值估算为5万亿到8万亿美元。 “关于金融市场的现代化及全球化,通过变化可以提高和改善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以及国内资源的分派和效率。还有一些可以解决全球的议题,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基础设施的缺口,我们认为每年全球有3500亿美元的基建缺口,按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可以带来一些层面的变化。此外,技术和创新层面的变化,确保中国国内全要素的生产率带动创新。在这些领域中,我们认为中国与世界可以加强联系,或者双方可以合作,产生更加正面效果。”成政珉表示。 按照预计,到2040年,中国将影响22万亿到37万亿美元价值,约15%-26%的GDP。此外,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重组和并购,这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变化。 “对于全球企业来说,中国的增长和创新机会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选择,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关乎全球经济的走向。这些并不只是中国单方面的选择改革,必须注意的是,全球贸易体系离不开全球合作。鉴于监管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波动可能性增加,企业应密切关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和资产等。事实上,地缘政治因素或将持续影响国际关系,国际形势也将更复杂。”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倪以理表示。 为了理解中国与世界经济结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企业首先应评估自身对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依赖程度,确定投资方向和价值链布局,企业决策者应该把对中国的投资承诺等指标与加国家的地区进行比较,基于此规划在华发展战略并确定中国在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培养卓越的运营能力,以便管理好风险和不确定性。
2019-07-10
刘世锦:为什么说我国经济迎来了“高难度增长”?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必须面对的五个问题: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 第二,中国想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想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 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 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 第五,中国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中想做后来者还是当引领者? 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开始触底,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进入中速平台后,我国经济增长不仅难度加大,而且市场经济建设的标准也要大大提高。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来源。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增长来源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迈克尔·波特在分析日本竞争力时提出,日本存在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竞争、效率很高的出口部门,还有一个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缺少竞争因而低效率的基础部门,这种效率差异很大的二元结构,成为制约日本发展的不利因素。就中国而言,这种情况不仅存在,而且更为突出。中国基础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长期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和竞争严重不足,效率低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近些年来,这些领域也推动改革,时有反复,大的格局并未改变。部分企业的切身体验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高于美国一倍以上。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相对于分配差距适度,那些收入过低人群本来可有的需求空间得不到利用,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速。反过来说,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够提高,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直接提供增长动能。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所减小,但仍处在较高水平。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直接提高了消费需求。可以想象,如果贫困人口能够稳定脱贫,如果农村人口能够顺利转入城市,如果城乡低收入阶层能够逐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将会释放出多大的需求潜能。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但也不乏体现消费品质提高的亮点。与此同时,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在一线城市,服务性消费比重已经达到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内分化加剧,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即使在一些发展不错的行业,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小企业困难增多的重要原因。 第四,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再到少数领域“领跑”。前沿性创新较多集中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与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不同,中国总体上与先行者的差距不大,部分领域还处在领先位置。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前沿性创新能够拓展潜在增长率边界,并对已有生产能力进行革命性改造,如互联网与各类实体经济的结合。中国在前沿性创新上的最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 第五,绿色发展。在传统认识中,通常把绿色发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或纠偏。这样看来,绿色发展确实没有多少增长动力,甚至被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果从传统认识中跳出来,换一个角度,把绿色发展看成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大不相同。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力图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以更低的成本、更优的资源配置,提供更有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产品和服务。 “高难度增长”时代来临 细致分析一下,五大增长来源依托的要素和体制条件各有不同,但“门槛”和高度都显著提高了,要把其中的潜在增长率充分释放出来并不容易。 前两个增长来源本应属于高速增长期,之所以拖下来,是因为其中的体制政策难题未能得到解决。就低效率部门的改进而言,涉及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展、产权保护、市场公平准入和竞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打破行政性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等已经讲了很多年,但难以真正落地。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则涉及农民工进城、住房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等问题。看到这个问题清单,就不难理解将其中增长潜能释放出来的难度所在。 后三个增长来源大多属于新潜能、新体制,但也受到旧体制的羁绊。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涉及产业分化重组中市场出清、低效资源退出和社会保障体系托底等,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则需要更加大胆地对外和对内开放。前沿性创新和绿色发展,无论是社会认知的重要性、所需要的要素品质,还是体制机制政策的精致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概括地说,这些新增长来源有一些与过去很不相同的特点。第一,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才能过好这一关。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现。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增长的难度非同以往。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当然,释放五种增长来源潜能的难度各异,前两个来源难度更大,更为紧迫;后三个来源则要求更高,带来的压力更大。这种差异将可能使下一步的增长出现不同的组合。 一种可能性很大的组合,是把前两个增长来源放下,重点集中到后三个增长来源上。这种避难就易的战略,好处是可以利用后三种增长来源大多是新体制、新机制,参与者大多是新主体的优势,类似于改革初中期的双轨并行战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如果不解决前两个增长来源的问题,高成本、市场容量不足、对大量社会资源的低效占用等,将会使后三个增长来源的释放空间大打折扣并陷入困境。 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既有体制架构内扩展五种增长来源的可利用空间。这是另一种避难就易的战略。在这种战略下,前两种增长来源的利用空间将非常有限,还存在在现有水平上后退的风险。后三种增长来源空间看起来大一些,但脆弱性、不确定性也相当大。总体上看,很难为未来中速平台上即使5%左右的增速提供支撑。 还有一种有想象力的前景,就是通过前沿性创新,特别是覆盖面很大的颠覆性创新,把前两个增长来源的潜能释放出来,类似于“打败小偷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动支付”。比如,通过全新技术改变能源、通信、物流等基础部门的供给方式等。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面对这些挑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中国在市场经济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四十年,是停滞徘徊,还是继续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进则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向前走,就是要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为此要说清楚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对此,国内外有不同看法和说法。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中,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给中国泼脏水。那么,靠的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国企行业垄断、计划经济色彩较重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政府补贴、不尊重知识产权甚至偷盗技术,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在合法引进技术的同时加快推动创新?应该说,答案是很清楚的。 第二,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了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目前,商品市场大部分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可以说是“大半个市场”,要素市场化尚在途中,是“半个市场”。总体来说,我们目前仍然是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当前,我们对内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外则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显然无法适应。国际经贸谈判中有些人抓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之处做文章,有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这种态势下,中国当然不能戴上这顶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帽子”。 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转向高标准市场经济,就是要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其中涉及一些焦点难点问题,包括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对这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并不是别人逼着我们要改,而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由此形成的市场经济必定各有特色,美国、日本、欧洲的市场经济形态就各不相同。中国有较强的政府能力、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较高的社会共识、超大型经济体的市场规模等,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要素和市场经济的规则有机融合,就会转化为重要的竞争优势。我们必须把自己真正的特色优势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要改的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 第五,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中,中国只是当一个后来者,还是要走到前边当引领者?近现代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加入者有先有后。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共同选择,也是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一些年来全球化进程推进较快,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也在相应发展、调整和变革。近期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美国的诸多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下一步,中国有可能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 把这几个问题说清楚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国应该确立“双高”目标,即建设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确立这样的“双高”目标,无论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下一步国际经贸规则变局,还是在国内稳预期、提信心,都可以使局面豁然开朗,赢得主动。
2019-07-10
科创板倒逼PE/VC机构调整策略 从零开始+深度孵化
推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我国资本市场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科技创新型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性创新,也是我国迈向多层次成熟资本市场的又一重大举措。此制度既向股权投资机构(PE/VC)提供了新的项目退出渠道,同时,也将对其投资方向和策略产生新的影响。一方面,注册制试点的落地将大幅提升我国企业IPO的速度与数量,一二级市场不会再因IPO的稀缺性而产生价差套利空间,这也要求一级股权投资机构回归真正的价值投资;另一方面,新的退出渠道和投资方向,也将促进PE/VC机构给予早期科技创新型企业更多的资金、资源上的支持。 目前部分PE机构已针对科创板的实际情况对自身投资策略作出了一些调整。与此同时,早前已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的VC机构开始提速,进一步聚焦早期项目和深度孵化。 科创板注册制的设立将为一级市场带来有利的正循环,在明确新的退出通道有利于资本进入的同时,也将加速企业的优胜劣汰,游戏规则变了,对于投资者而言自然要换一套打法。 科创板让机构转型更坚决 近两年聚焦科技创新领域和投资前移已是业内的共识,但科创板注册制的落地会加速这一趋势。 虽然转向早期科技领域已是行业趋势,但对部分尝试转型的基金而言,早期科技投资尚未产生很好回报,因此其运营体系难有本质改变,而科创板的推出会让这些基金作出重要的调整,或者说科创板的落地会让机构转型更坚决。 部分VC机构对早期科技项目的挖掘程度超乎预期,“从零开始”的深度孵化逐渐成为一大趋势。 投资机构在科技领域的投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在市场上寻找具备较好创新能力的项目;二种则是到科研院校挖掘技术成果与科研人员,并投入资金助其转化为商业项目落地。这样的打法会比在市场上找项目提前埋伏3~5年,具体方式在经过调整完善后有望成为一大趋势,但这也要求投资机构要去做重度孵化。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开始试着围绕科研院校做深度孵化工作。投资机构与高校的良好联动将有利于其在第一时间发掘具备商业化潜能的科研成果,也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身团队对先进技术的敏感度与捕捉能力。 但投资机构对科研人员将技术变现的能力不应过于乐观。科学家不能与企业家划等号,科研和创业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创新的主体应是对科学技术有深度认知的企业家。 深度孵化即要求投资机构去做更多的“细活”,从多个维度帮助企业成长。换言之,投后服务管理会被“抓起来”。 现有估值体系将发生变化 不仅是投后,科创板制度和价值投资对机构在投前、估值、投后管理等环节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具体而言,现有的估值体系将发生变化。 科创板推出的5套差异化上市指标,大部分均没有盈利要求,对企业其他财务指标亦较为宽松,上市门槛不再是“唯业绩论”。这意味着,传统的IPO发行或者二级市场以PE、PB、PEG为主的估值体系需要改变。 科创板注册制对投资机构估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针对尚未实现盈利的企业,投资机构的估值需更国际化,具体可参照港股和纳斯达克的经验。 此外,投资机构投资重心的前移,也要求其进一步加强筛选具备长期持有价值项目的能力。 价值投资框架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长空间以及产业长期发展趋势均是机构需重点考量的因素。PE/VC必须看得更长远,甚至要对产业未来5~10年的发展情况、市场规模等作出更深入的研判,这也要求机构重度投研,才能实现价值投资。
2019-07-10
中国融资租赁回购管理经验总结
导读 出租人经营融资租赁业务时,为防范承租人履约风险,通常会在交易结构中引入回购人(一般为租赁设备的出卖人),当承租人发生严重违约时,由回购人对租赁物进行回购。回购常见于直接租赁式和厂商融资租赁式融资租赁交易结构中,出租人以此作为一种担保和风险防范措施。然而,在实务操作中,不少融资租赁公司由于缺乏对回购的法律认知,以及回购流程的管理经验,在承租人出现违约时,往往难以直接向回购人主张权利。为此,凯邦泰将通过本文,介绍融资租赁回购的相关法律问题,供读者参考。   一、回购的法律性质 回购作为融资租赁交易结构中的一种特殊模式,通常的理解是指回购人为担保承租人履行融资租赁合同,承诺当出现特定情形时(如承租人根本违约、租赁物灭失等),按照约定回购价款向出租人(即融资租赁公司)购回租赁物。我国《合同法》、《担保法》中并没有对回购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义,而2014年出台的融资租赁司法解释中,也没有涉及回购的概念,亦是一大遗憾。 凯邦泰认为,从回购的法律特征看,其兼具买卖与担保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当满足特定条件时,出租人向回购人转让租赁物所有权,回购人向出租人支付价款,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回购的本质是一种增信手段,其目的是保障出租人债权得以实现,具有担保合同的特点。凯邦泰在此特别指出,研究回购的法律特征,并非纯粹的学理讨论,而有其现实意义。如果单纯将回购认定为是一种买卖合同或担保合同,都存在问题:如果认定是担保关系,由于担保合同从属于融资租赁主合同,主合同是否有效将直接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果认定是买卖关系,那么租赁物交付、租赁物价值的确定亦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凯邦泰通过对法院审理的融资租赁回购纠纷进行充分调研后发现,绝大多数法院认为回购系一种无名合同,如果符合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二、回购的业务流程 通常而言,融资租赁交易中的回购业务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出租人与回购人签订回购合同(或者由回购人向出租人出具回购承诺函)。在一些厂商融资租赁业务中,设备制造商会与融资租赁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就其提供的租赁设备承担回购义务,之后在具体项目中,依据框架协议另行签署回购合同。 2、发生特定情形(如承租人违约、租赁物灭失等)时,触发回购条件。 3、出租人通知回购人履行回购义务。 4、回购人向出租人支付租赁设备回购价款。 5、出租人与回购人办理租赁设备交接手续。 (注:不同的回购合同,对于租赁物交接与回购价款的支付两者的先后顺序有细微差异。) 三、回购条款的主要内容 1、回购条件 回购条件可由出租人与回购人自行约定。凯邦泰参阅的案例中,回购条件大体包括两大方面:第一,承租人发生严重违约,通常为逾期支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第二,租赁物发生灭失或毁损,导致融资租赁合同实际无法履行。 关于条件二,凯邦泰特别指出,根据融资租赁司法解释,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要求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另有约定除外)。设立该条件的初衷,是由回购人连带承担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这样一来,即使承租人无力偿债,出租人仍有权要求回购人承担责任。当然,由于法律界对回购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在租赁物毁损灭失的情况下,回购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这一问题,仍有待商榷。凯邦泰认为,考虑到回购的双重属性,不能仅按照常规的买卖合同来解释,回购的担保特征能够较好地反映设置该条件的合理性。 2、回购通知 当回购条件成就时,考虑到回购人并非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可能无法及时知晓承租人的履约情况,回购合同一般约定,由出租人以书面形式通知回购人履行回购义务。问题来了,回购条件成就时,出租人是否必须立即启动回购程序呢?凯邦泰认为,有约定从约定;没有约定,出租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通知回购人履行回购义务,在此期限内,出租人有权自行选择何时通知回购人进行回购。不过,考虑到租赁物的折旧问题,出租人怠于行使通知权有可能造成回购人取得的租赁物价值贬损,因此还是建议出租人在回购条件满足时,及时通知回购人。 3、回购价款 回购价款是回购合同中最核心的内容。鉴于回购的担保性质,回购价款具有一定的补偿性,其计算方式通常与承租人的违约情形相挂钩,在此仅举一例(摘自某大型融资租赁公司的回购合同模版): 回购租赁物价格以下列金额之和确定: 1、承租方未支付的剩余租金总额; 2、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方违约应承担的迟延利息。 从法院的审判实践看,对于回购价款的计算方式,并没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而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约定为准。不过,在凯邦泰看来,回购价款的计算方式仍需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凯邦泰提供的范例条款,是目前较为主流的回购条款,其计算方式的确定主要是参照出租人选择融资租赁合同加速到期而有权向承租人主张的违约责任,即通过第三方回购人弥补承租人无法承担责任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凯邦泰注意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对于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的情形,如出租人怠于通知回购人进行回购,反到能依据该计算公式向回购人主张更多的价款(事实上,有许多回购纠纷的当事人都会以这一点主张回购价格不合理),是否会影响法官对回购价款的判断?留给各位读者思考。 4、租赁物交付 关于回购租赁物的交付,主要涉及两大问题: 1.租赁物交付与支付回购对价的顺序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对于融资租赁回购而言,租赁物交付与支付回购对价的顺序,决定了出租人是否有权直接向回购人主张回购价款。许多回购纠纷中,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正是两者之间的先后顺序。融资租赁业务中,出租人在租赁期间,对于租赁物现实上属于“失控”状态,如由其自行取回租赁物并交付回购人,势必会有一定障碍。如果合同中未约定租赁物交付与支付回购对价的顺序,或者交付在前、付款在后,均会影响出租人行使回购合同的权利。 2.租赁物的交付方式 租赁物的交付方式一般分为两类:现场交付和直接签署租赁物交付证书,两者均能发生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的效果。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场交付涉及到取回租赁物的问题,需要承租人配合,而这一点在承租人发生逾期违约的时候很难实现;直接签署租赁物交付证书,对出租人而言,不会发生取回租赁物的问题,由回购人自行取回。
201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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