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动态Group dynamics
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合肥、佛山晋升新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打乱了城市里正常运转的一切。  这场持续数月的城市停摆,打破了我们在常态时期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那些原本坚固的支撑,看似稳固的行业规则、社会秩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正在发生改变。同时,疫情的蔓延也凸显了城市发展中的病征,我们比以往更看清了,城市化产物的一体两面,并思考,到底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城市。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坚持在这段特殊的日子发布《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是希望能持续观察每年城市的变化,待追溯之时有一个可比的参照。  《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评估的是城市在2019年的发展情况。这是该榜单发布的第五年。五年间,我们不断打磨指标体系和算法,把榜单的维度设置和数据计算方法固定下来: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性五个方面作为一级维度来评估中国城市。  2020年,15个进入“新一线”的城市依次是: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与去年相比,合肥和佛山取代了昆明和宁波,第一次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  今年榜单的主要变化在于加入了更多“人的选择”。比如我们在商业资源集聚度的商业核心指数中,首次引入了商圈到访人次这一指标。除此之外,我们也通过百度地图慧眼的人口吸引力指数、中国联通大数据智慧足迹的外来工作人口数量与变化等指标,来关注城市对新城市人的吸引。  这也是佛山能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的原因之一。除了原本广佛同城化带来的居住人口,近几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创新产业的进驻,佛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口。从运营商的手机信令数据看,佛山的外来工作人口仅次于苏州,排在全国第八位。这让佛山在人才吸引力和城市规模与增长的未来可塑性指标中上升了7个名次。  人的需求一直是我们讨论城市发展方向时所需要考量的核心命题。人们追求生产与生活空间更为高效的使用,以及各项资源需要在这些空间中得到聚集和交换,这些要素的不断变化动态地塑造了我们的城市。  由于今年的榜单评估的是城市在2019年的表现,武汉依旧在新一线城市名单中占据头部的位置。但新冠肺炎疫情从这座九省通衢的枢纽城市快速传播开来也让我们意识到,四通八达的交通给城市带来流动的资源的同时,也让疾病的流行变得更加容易。  城市规划的理论中有一个词叫“韧性城市”,说的是城市系统在软件和硬件上能缓和外界冲击,并保持一定的弹性,在较短时间内从风险中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何抵御流行疾病、突发灾害,增强抗风险能力,避免城市停摆,都将是每个城市管理者不得不应对的城市治理命题。  在这场疫情发生之前,所有人对城市的期待都聚焦在通过城市之间越发紧密的连接,优化形塑城市各项要素的配置,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而现在,城市交往的两面性被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网络,变成了一个新的命题。  以下将解读五大指标的具体考量维度和计算方式:  A.商业资源集聚度  商业资源集聚度是一项借助商业世界的选址研判智慧、评估城市商业实力强弱的数据指标。它从主流消费品牌对城市的青睐程度、商圈实力以及基础商业发展三方面衡量城市的商业繁荣程度。  上海一直是这个维度上得分最高的城市,并且得分大幅领先于北京、广州和深圳。过去一年上海还在持续引进更多“亚洲首店”和“中国首店”,这将持续巩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商业品牌影响力。  与2019年相比,头部新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之间的商业实力差距,有着明显的缩小。合肥商业资源集聚度排名从2019年的第二十二位升至第十九位,是过去一年上升最快的新一线城市。其中,合肥的大品牌青睐指数相比去年上升了五名。  在今年的榜单中,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利用超过100万家餐饮及零售品牌门店的位置信息,划分出了全国337个城市的近5000个主要商圈的地理范围,以此研究不同城市重点商圈的品牌门店集聚程度和人流吸引力。  对头部新一线城市而言,在顶级商圈建设赛道上弯道超车一线城市并非不可能。在人口规模较大的中西部大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武汉,它们的商圈平均每天能吸引超过100万人。  基础商业体量的上涨,也是城市商业力量上升的信号之一。过去一年,昆明、厦门、济南、惠州、珠海的餐饮门店数量排名上升最快。  B.城市枢纽性  一座城市的枢纽地位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问题,必须放到城市网络中来整体评估。  通过城市在不同城际交通联系网络的表现,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几个类别:上海和西安是典型的综合型交通枢纽城市;成都、昆明则在民航城际往来联系能力上表现突出;武汉和南京是高铁城际联系主导型城市;沈阳和长春作为东北的区域中心城市,是广袤的东北平原上最核心的公路枢纽。  在高铁的冲击之下,民航国内航线网络趋于稳定,航线资源越发集中于不同区域的核心城市之间。面向国际成为了城市比拼民航枢纽地位的核心竞争力。2016年至2019年间,深圳、成都、昆明和咸阳(西安)的机场的国际航班均增长了35%以上,其中咸阳(西安)的机场涨幅高达87%。  交通工具所构筑的网络,承载着人的流动,也交换着货物。通过物流运输体系,生产资料和商品在经历了汇集—分散—汇集的往复之后,抵达目的地。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义乌(数据汇总至金华市)和广州寄出的包裹数量遥遥领先于第三名的深圳。  连续多年使用企业关联网络算法,我们通过不同品类品牌门店在区域内的城市分布网络,来判断城市的商业枢纽地位。与此前的数据表现一致,华北和西北地区都呈现出典型的单中心形态,北京和西安在区域内仍具有不可撼动的优势地位。  C.城市人活跃度  理解城市,要从理解城市中每一个活跃的个体开始。怀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城市人通过对消费、娱乐与生活方式的探索,以向上的姿态活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新一年的榜单中,一线城市之外,成都、杭州、重庆、苏州及武汉城市人活跃度最高,呈现出鲜活蓬勃的城市面貌。成都和杭州已连续多年在这一项指数的新一线首位争夺中你追我赶——成都的夜间活跃度特色鲜明,杭州则消费活跃度极高。  消费活跃度指标收集了饿了么外卖数据、淘宝天猫网购与海淘数据,它衡量了城市的餐饮与购物的总体支付能力和市场规模,还反映了城市商业的丰富度与饱和度,从中可观察城市人消费行为模式与倾向。  相比可见的消费行为,社交活跃度更偏向于衡量城市人相互连接、获取信息、分享快乐的广度与深度。随着社交平台的多元化,不同平台吸引的用户群体差异越来越鲜明,也将城市的社交活力氛围区分开来。  腾讯社交活跃度最高的五个城市——深圳、珠海、广州、中山、东莞皆位于华南地区。短视频平台抖音则在以周口、遵义、阜阳、驻马店为代表的二线及以下城市汇集了庞大的用户群体。  今年的夜间活跃度指标新加入了夜间出行数据与更多夜间活动场所的统计。北上广深的夜间出行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在13%~14%,沈阳则达到31.5%。人流数据能让我们不单单从城市的夜间供给考虑问题,更能直接了解城市人的实际夜间行为。  D.生活方式多样性  疫情期间困在家中,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城市多元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要是不能出门与你生活的城市发生各式各样的互动,几乎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多姿多彩的要义。  出门新鲜度指数汇集了常态生活中,城市所能提供的各种生活方式。抖音打卡地点丰富度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包括了杭州、成都和郑州这三个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成都占据了全国25%的演出场馆资源;重庆是拥有书店和电影院最多的新一线城市,而从人均数量看,昆明和杭州分别是人均书店最多和人均电影院数量最多的城市。  理论上,场所愈加丰富,需求得到满足,消费行为因此增加。实际上却没有这么简单,原因就在于,消费偏好赋予了消费行为多样性。淘宝消费多样性指数表明,消费多样性排名提升最多的前十名城市中,四川省的城市占了一半。此外,排名大幅提升的城市多数为四五线城市。线上消费的下半场,是低线城市的舞台。  不同城市展现出不同的消费偏好和特征背后,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休闲方式的事实。休闲丰富度所观察的,便是基于城市人多样化需求形成的各类休闲方式。  马蜂窝的数据表明,杭州和南京是一线城市外最热衷旅游的城市;腾讯营销大数据显示,成都是最热爱音乐的新一线城市,东莞、西安、重庆紧随其后。  E.未来可塑性  未来可塑性是一个着眼于现在,同时能预判未来发展的数据指标。  相比往年,今年东莞、佛山在未来可塑性上的排名有了大幅增进;与之相对的,武汉、厦门等城市的排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在创新氛围的竞争赛道上,城市群的整体优势开始凸显。叠加了全国所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空间地图清晰地显示,中国科技企业高度聚集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城市与城市之间呈现出强强毗邻且网状支撑的格局。  智联招聘的人才吸引力相关指标显示,海归学子不再扎堆于北京、上海,而是更均衡地去向了其他一线与新一线城市;毕业生的留存与本地高校资源实力的相关性逐年减弱,人才往往倾向于那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与新经济活跃的城市。  通过阿里巴巴与京东两家头部电商平台的数据,观察城市整体的消费潜力可以看到:石家庄、惠州与济南的京东线上消费增长分列全国第五名、第十八名与第十九名,常州、惠州的京东升级品类销售额分列全国第十三名、第十八名。在阿里巴巴年轻人消费力的综合评估中,莆田和福州挤入了全国前十的位次。这些城市的成长说明,消费下沉正在发生,消费理念与消费模式的升级也将随时间推移传向更多的地方。  一个明显的拐点趋势在于,在2019年外来工作人口总量超过百万的26个城市中,有17个城市的外来工作人口数值相比前一年都出现了萎缩。“离开大城市”的现象正在变得普遍。  当然,对这条信息的解读不必过分悲观。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些离开的人口必然会流向更适合他们的地方,对流入城市而言又将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对流出城市亦是如此。
2020-06-01
统计局回应1300万亿社会总资产:不等于家庭总财富
  近日,“中国总资产”、“户均总资产”成为网络热议话题。这里的“中国总资产”涵义到底是什么?是否如一些网友所说代表了居民占有的财富?针对社会关心关注的问题,我们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资产负债表及相关数据,进行简要说明,希望有助于大家进一步了解资产负债核算、正确理解“中国总资产”及家庭财富等相关问题。  一、总资产是全社会资产总和,不全是居民家庭资产  按照国际标准,国家资产负债表一般按机构部门进行编制。我国资产负债表按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广义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分别核算资产和负债,其中资产又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因此,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是4个机构部门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总和,而不仅是居民的家庭资产。而且,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住户部门还包括个体工商户,所以住户部门资产只能作为居民家庭资产的近似。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成果,2016年总资产为1211万亿元,这些资产既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也包括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桥梁,还包括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其中,住户部门总资产358万亿元,占总资产的30%;非金融企业部门总资产340万亿元,占总资产的28%;金融机构部门总资产367万亿元,占总资产的30%;政府部门总资产146万亿元,占总资产的12%。  二、总资产不是净资产,扣除负债才是净资产  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按照一般核算原则,每项金融资产都有对应的负债方,比如个人或企业在银行的存款,既是个人或企业的资产,同时又是银行的负债。因此总资产不等同于净资产,总资产减去负债后才是国民净资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成果,2016年总资产为1211万亿元,负债773万亿元,由此计算净资产为437万亿元。其中,住户部门总资产为358万亿元,负债(主要为银行贷款)为39万亿元,净资产为319万亿元。  三、总资产是存量核算,而不是流量核算  各种统计核算指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流量,一种是存量,还有一种是增量。简要来说,流量核算是为了描述一段时期内发生的经济活动,存量核算则是为了描述某一时间点上的各种生产活动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增量核算则是描述一段时间内所增加的经济活动。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一种流量核算,它衡量一段时间(一般分为季度和年度)内国民经济生产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而对生产这些货物或服务的各种生产要素,比如企业房屋和机器设备等资产的核算就是存量核算;GDP增长率则是增量核算的结果。总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因为资产是生产活动的基础,各国总资产规模与其GDP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地,GDP高的国家也对应较高的总资产,比如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美国总资产超过360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2600万亿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重要任务,体现了党中央对国家和地方资产负债状况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宏观管理对摸清资产负债状况“家底”的需求。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积极组织研究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并作为三大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之一,不断丰富夯实资料来源,完善改进核算方法,加强深化分析研究,推动开展相关工作,已形成初步结果。未来,国家统计局将继续研究国内外有关编制技术,结合我国经济特点,充分利用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更加准确反映我国资产负债情况,更好发挥资产负债表在摸清“家底”、推进改革方面的巨大作用。
2020-06-01
"赌王"5000亿财富帝国:除了博彩 还涉及五大产业
  在港澳地区,“何鸿燊”是个人尽皆知的名字——他是澳门首富,是澳门博彩史上权势最大、名气最响、获利最多、在位最长的“赌王”;他控制的资产达5000亿港元,是港澳地区第一个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同时,他也是澳门人眼中的“米饭班主”,当地有三分之一的人直接或间接受益于他的公司。  5月26日下午,何鸿燊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其一手创办的信德集团(00242,HK)在短暂回落后继续大涨,收盘价3.12港元/股,涨幅21.88%。这不可思议的情形,如同何鸿燊的传奇人生。何鸿燊的去世,意味着一代“赌王”传奇的终结,澳门博彩业的变局,也交到了继任者的手中。  博彩业成就“赌王”  “有饭大家食。”这是2009年7月28日澳门博彩业商会成立时,首任会长何鸿燊致辞中的一句话,台下来宾包括澳博、银河娱乐、永利度假村、威尼斯人等在内的6家澳门博彩公司掌门人。  这一天,在澳门博彩史上意义重大。在此7年前,澳门特区政府开放新赌牌,何鸿燊家族的独家经营权被打破。而在更早的40年前,何鸿燊可能也没想到,博彩会成就他的“赌王人生”。  1961年,一个叫叶汉的职业赌徒把何鸿燊带进了赌场的世界。虽然,当时何鸿燊从未涉足过赌场,甚至从未进赌场玩过一把,但他早就听说赌场的惊人利润和专营权开赌的好处,于是,他开始精心筹划组建财团。  同年,澳门旅游娱乐公司(STDM)成立,霍英东任董事长,叶汉、叶德利任常务董事,何鸿燊为董事总经理。此后,何鸿燊旗下的澳门赌场形成了40年的垄断式经营,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何鸿燊一步步走上“赌王”的财富巅峰,在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开放新赌牌后,何鸿燊家族仍持有6张赌牌中的3张,分别属于何鸿燊、其女何超琼、其子何猷龙。  在资本市场上,何超琼担任美高梅中国(02282,HK)的联席董事长,而澳博控股(00880,HK)、新濠国际发展(00200,HK)和信德集团,则是何鸿燊家族最核心的资产。  澳博控股发布的2019年年报显示,去年公司实现总净收益338.75亿港元,同比下降1.6%;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为32.07亿港元。截至2019年底,公司经营20间娱乐场,提供超过1700张赌台及2400多部角子机。2018年,何鸿燊将澳博控股交给二房女儿何超凤。2019年,澳门娱乐场博彩收益为2839.37亿港元,澳博控股占比14.1%,2018年该比例为14.9%。  澳博控股称,博彩市场继续转移至澳门路氹。澳博控股的控股股东阵营除了何鸿燊家族,还有郑家纯家族、霍英东家族的霍氏基金。  新濠国际发展的实控人为何鸿燊二房之子何猷龙,2001年,何鸿燊将主要业务在中国香港的新濠国际交给何猷龙打理。新濠国际发展2019年净收益450亿港元,同比增长10.5%,溢利18亿港元;信德集团2019年收益146亿港元,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34.56亿港元,目前由何鸿燊的长女何超琼担任主席。  5月26日,上述三家公司均有不同程度涨幅,截至收盘,港股市值分别为501亿港元、228亿港元及94亿港元。此外,何鸿燊旗下还拥有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王牌国际等多家企业,业务版图涉及地产、运输、酒店、投资、博彩、旅游等,其控制资产最高达5000亿港元,个人财富达700亿港元。  在内地有8家公司  除了“赌王”,何鸿燊还是爱国企业家。他曾任第9届至第11届全国政协常委,作为一名爱国人士,他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也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何鸿燊也在内地涉足房地产等行业。  启信宝数据显示,何鸿燊在中国内地有8家公司。其中,通过上海力仕鸿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广州信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鸿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足房地产,另外,有涉足道路运输业的三水大桥建设服务有限公司,涉足批发业的广州市铁龙车辆配件有限公司,以及与高尔夫球产业相关的广州麓湖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  在这些公司中,何鸿燊的职务多为董事,而四房梁安琪为其中5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三房太太”陈婉珍则是广州麓湖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从何鸿燊和梁安琪的关联关系来看,梁安琪在中国内地的关联公司比何鸿燊更多。其中,其为法定代表人的有7家,担任股东的有1家,担任高管的有16家。  除了积极参与内地投资,何鸿燊还热爱中华文化,通过赞助和举办各项文化艺术活动,宣扬爱国爱民族意识。他曾分别于2003年、2019年向国家捐赠圆明园猪首铜像和马首铜像。  一个公开披露的细节是,何鸿燊曾在北京参观保利艺术博物馆,见到不少文物珍品,包括牛首、猴首、虎首铜像,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3年,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主任张永年与其他专家获悉,猪首铜像在一位美国收藏家手中。他们与对方谈好了交易细节,为解决资金难题,向何鸿燊求助。何鸿燊爽快地一口答应:“好,为国家做些事情,没有问题!”于是,斥资600万元购得猪首铜像,并送归国家。  2007年,马首铜像现身拍卖市场,何鸿燊再次慷慨解囊,斥资6910万港元将其购回,并在中国港澳地区公开展示多年。2019年11月,何鸿燊决定将马首铜像正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作为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献礼。  何鸿燊曾表示,自己大半生在澳门度过,从事博彩业近50年,见证博彩业由专营走到开放,最值得欣慰的是,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通过发展博彩业,积极参与建设澳门,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  2020年5月26日,何鸿燊在香港洋河医院去世,享年98岁,一代“赌王”从此谢幕,他的传奇人生由此成为历史。
2020-05-27
百城住宅库存压力增大 4月份首次出现"供大于求"
  5月25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百城库存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47604万平方米,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5.3%,百城库存保持连续17个月同比小幅增长。  《报告》称,4月份,受监测的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供应量为5133万平方米,而成交量为4206万平方米。  截至4月底,一、二、三四线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分别为2929万平方米、24276万平方米和20399万平方米,环比增速分别为3.4%、2.1%和1.6%,同比增速分别为1.8%、9.6%和1.1%。对比去年同期水平,三类城市库存均有上升,其中二线城市库存上升力度最强,这和此类城市新盘供应力度加大等有关。  在100个城市中,有54个城市库存出现了同比正增长的现象。部分二线城市库存上升比较明显,包括杭州、南宁、青岛和成都等城市,说明地方政府放宽了预售管控,也说明此类城市房源相对充足。同时,有46个城市的库存出现了同比下降态势,其中珠海、中山等城市的同比下降最为明显,这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下购房需求积极释放等有关。  综合今年的市场行情来看,在前三个月中百城楼市均呈现了“供小于求”的态势,但到了4月份首次出现“供大于求”现象。  从去化情况来看,4月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去化周期为13.1个月。观察历史数据,2016年第四季度到2019年年底,百城库存去化周期总体上位于10个月左右的水平。但今年第一季度销售行情很不好,去化压力骤然增大。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4月份新房预售证管控明显放松,各地新增供应规模明显放量。相对于月度住宅成交规模,新增供应规模明显要大,进而使得库存数据反弹。但严跃进同时提到,虽然住宅交易市场逐渐复苏,但力度欠缺,所以去库存的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
2020-05-27
余淼杰:深挖组合政策潜能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仍有5.3%的潜力
  中国经济以目前的状态,今年保证在3%的经济增速是没有问题的  今年没有提出全年GDP增速目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避免为了保经济增速的数字而争数字的情况。假设中国今年给定一个具体的GDP增速目标,那么各地政府可能就会为了这个数字而努力,这样就可能变成“为数字而增长”。如此一来,地方政府的工作就会相对比较被动。  但是,不设定具体的GDP目标并不代表着中国经济出现了困难。我认为中国经济以目前的状态,全年保证在3%的经济增速是没有问题的。一季度GDP增速下降6.8%,第二季度之后如果每个季度都能达到6.5%的经济增长,那么全年实现3%的经济增速客观上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更加开放的国际政策,这三大政策的发力比较好的情况下,今年的GDP也有望达到更高的经济增速。如果各种潜力可以被充分激发出来,我认为也不排除今年的经济增速能到5.3%左右。之所以这么讲,我认为如果第2-4季度的GDP增长率能分别达到8%、9%、10%或者更高一点的话,那么全年的经济增速就有望达到5.3%左右。如果全年经济增速能达到5.3%的话,那么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就能充分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但是,我们不能为数字而增长,保就业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年中国决定不设定具体的GDP增长目标,这也体现了更加灵活的政策调控。通过保中小企业这类市场主体,保证新增就业,实现居民稳定的收入,这才是当下最重要的工作,而不是片面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  就业目标的下调,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大背景相匹配  相较于去年,今年的就业目标、失业率、CPI等数据都进行了调整,我认为今年的具体目标不能简单地和去年相比,因为去年除了中美经贸摩擦以外,全球经济并没有碰到太大的“黑天鹅事件”事件,而今年全球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所以直接比不合适。  今年,全球范围内各经济体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影响,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力,甚至有些国家还会出现较大的经济衰退。在这背景下,中国如能保持中速的经济增速已属难能可贵。所以,适度下调各项经济指标目标,也体现了政策调控的科学性,这与疫情下全球经济增长相对放慢并出现衰退迹象的大背景是相匹配的。  全年新增就业目标的下调主要是考虑在疫情冲击下,许多企业因面临着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不太愿意大幅度招新扩工。当然,如果随着“稳预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那么可能年度的新增就业数也有可能超过今年设定的就业目标。  财政赤字货币化最怕的是开了变相“印钱”的先例  今年的赤字率拟安排在3.6%以上,我认为这个赤字率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的。通常国际上公认将赤字率控制在3%之内比较稳健,但非常时期应有非常之举。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成为各经济体抗击疫情、复苏经济的最重要政策工具。相较于欧美以及其他与中国规模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拟安排3.6%以上的赤字率其实已经是比较稳健的措施。在不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去年美国赤字率已达4.6%,所以,今年受疫情影响,中国把赤字率设置提到3.6%左右,就国际比较而言,其实一点都不高。  今年的抗疫特别国债以及部分专项国债筹集的资金,将通过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由中央转移到地方,这也说明了中央对地方抗疫工作的切实扶持。这种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也更好的说明了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一方有难,八方相助的大格局,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地方遭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各地方背后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这能够帮助他们顺利渡过难关。而将抗疫资金直接落实到县级水平,主要是因为县级组织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经济运行最重要的基层组织层面。县级经济活了,全国经济就好了。同时,这也是中国政府强治理能力的一个有力体现,真正实现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多种多样,一种是直接的货币化,由央行直接买单,另一种是间接通过市场来发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直接成本是会引发通货膨胀的担心,因为这相对于央行直接撒钱,不利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不过,当前不必担心会有较明显的通胀。如果国家不采取经济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我更担心今年会出现通货紧缩。理由很简单,因为疫情,大家都“宅”在家中,消费需求相对下降;同时,企业如果没有充分的复工复产,供给下降。整个经济面会萎缩,从而出现通货紧缩。现在好在有了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哪怕把物价拉升一点,也不会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所以,我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真正担心是这样做开了个坏的先例,破了规矩,以后就相当于可以变相地开动“印钞机”印钱,这是最要不得的。  今年,其实中国用于恢复经济发展的财政资金是相对比较充裕的,这其中包括了原来的20万亿左右的财政收入,再加上3.76万亿元左右的财政赤字,那么再加上发行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以及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国债,总共将近30万亿的人民币对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稳定中国经济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基建投资有利于中国经济迈向工业3.0时代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台了很多对中小企业的帮扶政策,特别是减免税收、减免租金等扶持方式,这种扶持方式对中小微企业纾困非常重要。这些中小微主体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被强调要把握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就保住了,居民的收入也就会有所提升,所以这几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  我认为发行地方专项债券明显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笔钱可以用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用到抗疫工作中,保民生,促消费;另一方面可以用到新基建投资,有助于拉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时,投资各类基建对债务资金收回也比较有保证。  发展新基建的好处是“争千秋”、抢未来。这是因为发展新基建能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紧密结合,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靠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信息化三化融合。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5G、AI、智能充电桩等领域,这些既有别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又有助于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促进中国经济迈向工业3.0时代。  十四五规划应全面体现深度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原动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面临疫情负面冲击的情况下,要达成这个脱贫目标,就要保证有充分的资金投入。因此,为保证充分的资金投入,我们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率以及发行地方专项特别国债,并且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向地方倾斜,通过这些政策来保证中国能充分的资金来对冲疫情影响,那么就能较好地完成脱贫目标。  对于“十四五”规划的期待,我认为“十四五”规划应全面体现深度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原动力。何为四大原动力,即规模经济、全产业链配套、人才红利和制度红利。如何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这个大市场?有多个方面必须在十四五规划中加大投入力度。第一,要构建国内开放的统一大市场,打破地区的贸易壁垒,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人力、土地、资本、数据等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需要进一步取消户籍的约束,使得人才可以跨地区流动。第二,要进一步推动改善营商环境,中国目前营商环境排名在过去几年不断跃升,但还可以进一步简政放权,更好地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化,来实现营商环境的改善。第三,要构建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内场,还应提升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减税降费就是很重要的手段。上面提到的所有工作都是挖掘规模经济的重要抓手。
2020-05-26
渤海发现1亿吨大油田 可供100万辆汽车跑20多年
  油气勘探再获重大发现!5月26日,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自然资源部完成了对垦利6-1油田探明储量报告的评审备案工作。截至目前,油田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亿吨。提炼成汽柴油后,可供100万辆汽车行驶20多年。  该油田将成为我国渤海莱州湾北部地区首个亿吨级大型油田,并一举打破该地区40余年无商业油气发现的局面。  垦利6-1油田是继探明地质储量千亿方大型凝析气田渤中19-6之后,中国海油在渤海获得的又一重大发现,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东部油田产量、推动环渤海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垦利6-1油田位于渤海莱州湾北部地区,隶属我国海上最大油田渤海油田。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该地区历经40余年多轮勘探,效果均不理想,所发现的油田储量规模小、分布不集中,无法建立有效开发体系。近年来,渤海油田科研人员不惧挑战,迎难而上,在勘探理论和地质认识上大胆创新,摸清了油气藏的富集规律和勘探方向,在该地区斩获亿吨级探明地质储量油田。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总地质师薛永安告诉记者,垦利6-1油田的发现是中国海油在勘探领域解放思想和转变思路的成果,打破了莱州湾北部地区40余年无商业油气发现的局面。  近两年,中国海油已在该油田钻探42口勘探井。经证实,垦利6-1油田具有储量规模大、油品好、测试产能高等特点,含油面积超100平方千米。按照原油常规采收率计算,提炼成汽柴油后,可供100万辆汽车行驶20余年。油田投产后将会带来非常可观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据了解,目前,垦利6-1油田正在加快开发评价工作,尽早实现投产。该油田的巨大勘探前景将为渤海油田持续绿色稳产10年、上产4000万吨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资源保障。  近年来,中国海油大力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于2019年初启动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中国海油董事长汪东进表示,垦利6-1油田是公司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重要成果,中国海油将继续发挥勘探“龙头”作用,以寻找大中型油气田为主线,努力在更复杂油气藏、更深海域取得更多新突破,为推动我国海洋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2020-05-26
为何资本这么喜欢“二师兄”?价格回调依然暴赚
  前不久万科刚刚低调招聘“猪倌”,宣告正式进军生猪养殖业;近日,京基智农一则公告,宣告这家曾因股权争夺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公司,也要大幅加码“二师兄”。  这是近期各路产业资本加速投资生猪养殖的最新案例。为何资本这么喜欢“二师兄”?  记者采访获悉,主要是可预测的利润太丰厚了,忍不住!  10个月不到,8份协议  京基智农近日与广西贺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框架协议,拟投资建设总计31条生产线的年出栏50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产能为180万吨/年的饲料厂项目、屠宰加工项目、仓储和冷链物流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60亿元。  这是对原投资项目的一次扩张。回查公告,去年11月底,京基智农曾与广西贺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框架协议,投资建设年出栏200万头生猪养殖产业链项目,总投资为60亿元。最新的500万头养殖规模,应包括了前期的200万头养殖计划。  这只是京基智农大扩张的项目之一。  据上证报资讯统计,去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已签署多个类似框架投资协议。如今年5月,公司与汕尾市农业农村局签署框架协议,拟投资建设年出栏60万头生猪养殖产业链项目;今年1月,在开平、新会、台山分别投资年出栏15万头、15万头和20万头的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去年11月,拟在梅州市建设年出栏60万头生猪产业链项目;去年10月,拟在茂名市投资年出栏50万头生猪产业链项目;去年8月,拟在湛江市徐闻投资年出栏100万头生猪产业链项目……  简单计算,去年8月以来,京基智农与地方政府(农业农村局)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共有8份,涉及的养殖规模(年出栏量)达到760万头,其中有710万头的养殖项目披露了投资规划金额,合计为219亿元。  在养猪这个行当,京基智农几乎可以算是“新兵”,目前为止,公司最大的业务板块仍是房地产,2019年来自地产开发的收入占比69.4%,养殖占比仍较小,2019年度养殖板块实现营收1.36亿元,占比2.77%,饲料生产实现营业收入9.2亿元,占比18.65%。  “新兵”的如此凶猛,“老兵”自然也在加码。  行业龙头温氏股份在2019年年报中披露,2020年将加快新场建设,目标是新增高效化猪场项目开工产能809万头、竣工产能688万头,力争全年新增肉猪饲养能力500万头以上。  再如牧原股份,公司2020年计划出栏生猪1,750万头至2,000万头。2019年,牧原股份对外销售生猪1025.33万头。简单计算,牧原股份计划今年产能增长70%以上。  新希望日前宣布再融资不超过40亿元,其中32亿元投向14个生猪养殖项目,包括朔州年出栏7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兰州新区西岔镇新建年出栏70万头生猪项目等。据披露,截至2019年底,新希望已在全国实现与储备了约4350万头的产能布局,2019年全年生猪出栏数达到355万头。  天邦股份5月11日宣布,拟在滁州市定远县投资建设年出栏500万头现代化生猪养殖暨食品产业园项目,项目总投资30亿元。2019年度,天邦股份实现了生猪出栏243.94万头。  为什么都在大手笔扩产?赚钱!太赚钱了!  养猪到底有多赚钱?以今年一季度销售数据为例,综合来看,自繁自养的牧原股份得益于优秀的成本控制以及养殖管控能力,头均盈利能做到超过2000元/头,行业平均水平也能在1500元/头左右。  再以温氏股份为例,2020年4月,公司毛猪销售均价33.24元/公斤,同比增136.25%。而该均价是自2019年10月以来的最低价。尽管如此,经过测算,公司4月份的肉猪头均收入依然超过4300元/头,好于3月份的情况。  “猪卖出了牛的价格!”有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的养殖户老板介绍,以近期的价格计算,一头猪平均可以卖3000元,成本在1500元左右,“对半赚!”  这已经是价格回落之后的利润。据了解,前期最高峰时,一头猪的利润可以达到3000元。  龙头企业对未来的价格依然坚定看好。如新希望在2019年年报中表示,2019年下半年,生猪价格大幅暴涨连创历史新高,11月份小幅回落后整体高位震荡前行,全年猪价年内整体暴涨接近200%,预计2020年生猪价格继续高位盘整甚至有继续上涨突破前期高点的可能。  猪肉价格未来怎么走?看到这么多的企业在养猪,小编倒是不担心没有肉吃了。Wind数据显示,最新一期猪肉批发价已创逾7个月新低,年内最大跌幅23.56%。
2020-05-25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公积金: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建议》,让住房公积金再度走进公众关注的视野。  作为上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的产物,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运行20多年,到如今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相应的改革也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商学院院长徐玖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着加重民企负担、抑制社会消费以及制度功效衰减等三大问题。  他强调,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建立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核心是实现“强制”向“自愿”的制度转换。  每年数千亿公积金余额隔离在消费之外  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在5%~12%之间,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公积金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玖平向记者介绍,住房公积金作为企业成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对建制企业来讲肯定会加重企业经济负担。  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客观上难以承受,不得不选择逃避强制缴存法定义务,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同时也面临因欠缴住房公积金产生的职工投诉,大量民企在是否缴存的生存压力与违法风险间陷入两难。  除此之外,公积金缴存收益率较低这一问题,也遭到多位专家诟病。  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5.8万亿元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年利率只有大约1.5%,难以跑赢通胀,实际上会造成公积金的贬值。  徐玖平认为,由于完全依赖互助性缴存提供流动性支持,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强制性、互助性和专用性等要求,导致每年数以千亿计的住房公积金余额相对于缴存人事实上被“冻结”,也被隔离在社会消费之外。  徐玖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于计划体制时代,能够充分享受制度福利的主要是依靠国家财政及国有资源供养并提供单位配缴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公积金是他们工资增长机制的一部分。  当前,由于住房问题大多已逐步得到解决,住房公积金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与住房无关的刚性福利。而真正拥有巨大住房消费需求的新市民,则很多都未能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合理的住房刚需受到抑制。这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错配和闲置浪费。  改革应实现“强制”向“自愿”转换  现行公积金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中央近期也释放改革信号。  本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是中央对住房公积金制度最有权威也是最新的定调。  徐玖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建立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核心是实现“强制”向“自愿”的制度转换。  徐玖平进一步解释说,应当通过创新住房公积金融资方式、构建金融化融资机制,让绝大多数缴存人的个人公积金账户资金可以成为可支配收入并被投入到社会消费之中,这对当前应对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拉动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玖平认为,住房公积金由“强制”向“自愿”的过渡可能会有一个社会消化的过程,但改革已时不我待。  基于此,应尽快制定过渡期政策,并在过渡期内实行“强制”与“自愿”的“双轨运行”:一方面在暂时保留机关事业单位强制缴存的同时,取消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强制缴存的规定;另一方面抓紧建立并试点基于新市民政策性住房金融支持的住房公积金自愿缴存政策体系。  “双轨运行”核心是取消民营企业公积金缴存的强制性,企业直接按可承受的人力成本向职工发放工资,让职工工资回归市场定价,而有贷款需要的参与自愿缴存,并由中央财政提供一定的补贴,以弥补“低存”损失,激励长期存储,最后实现低息贷款。
2020-05-25
1万亿!今年确定“特别国债”有多特别?
  5月2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早在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曾提出,宏观政策力度要加大,要推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在财政扩张上,主要做了三点部署: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以及发行特别国债。  特别国债被业内视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我国历史上此前仅发行过两次:1998年8月,财政部宣布发行期限为30年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2007年,共发行8期、规模1.55万亿元特别国债。  什么是特别国债?  华泰固收张继强团队介绍称,不同于一般国债,特别国债是服务于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需要而发行的国债。特别国债纳入中央财政国债余额管理,在发行时调整国债余额,但其纳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不列入财政赤字。发行流程方面,特别国债首先需要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增发特别国债,调整年末国债余额限额,然后财政部根据议案决定发行特别国债,并按特定投向使用。  特别国债具有诸多优势。该团队称,包括针对特定用途而发行,更加契合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目标;为中央政府加杠杆的直接手段,可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过快上升;用途更加灵活等。  日本、韩国、智利、阿根廷等国家都有特别国债发行的案例,主要用于应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灾后恢复、金融危机或主权信用危机的对冲等。  我国历史上此前仅发行过两次  我国历史上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分别在1998年和2007年,其中2007年发行的部分特别国债在到期后进行了定向续作。  具体来看,1998年8月,财政部宣布发行期限为30年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定向发行,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化解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据公开资料,1998年时,国有四大行不良资产比例达20%,为处置不良资产,财政部还设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接四家银行。  新京报记者翻阅四大行财报,还能找到有关特别国债的记录。例如工行2008年财报和农行2010年财报中,都将特别国债列在资产项目的“重组类债券”中。中金固收团队称,1998年特别国债的发行,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中国银行业改革,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认可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特别国债发行是在2007年,当时的背景是我国因持续增加的外贸创汇而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同时对外汇储备管理进行改革。该次共发行8期、规模1.55万亿元特别国债,期限分10年、15年期,其中0.2万亿元向社会公众发行,用于向央行购买现汇及汇金公司股权,注资成立中投公司。  用“特别国债买外汇储备”这一点,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曾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就在2019年12月末的“地方债市场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上,楼继伟还提到,政府债券流动性有所欠缺,而国债发行机制没有利率扭曲,流动性更好。可考虑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如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当前一半的外汇储备,大约可向市场释放10万亿元国债,足够流动性的国债可为央行提供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除向社会公众发行的0.2万亿元,还有1.3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定向发行给当时还没有上市的农行。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这笔1.35万亿的特别国债体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新京报记者从2007年央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看到,当年央行“对中央政府债权”由1月末的约0.28万亿元,增长到年末的1.63万亿元。2017年,部分2007年到期的特别国债进行了定向续作,截至2020年2月,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对中央政府债权”余额为1.53万亿元。  中金固收团队称,2007年这次特别国债发行被认为有利于抑制经济过热与缓解央行流动性对冲压力,具有与货币政策相协调、配合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  此次发行可能更多用于促消费  当前,宏观经济遭遇新冠疫情强力冲击,近期市场对特别国债的讨论开始增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在当前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经济受损严重,则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经济。为了应对政府收入下降支出大幅上升的财政缺口,特别国债低成本、长周期的特点是为财政收支缺口融资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发行特别国债其作用可能更多是用于促进消费,以扩大消费的方式来对冲外需对经济的拖累。用于促消费,不仅能将支出的选择权交由居民部门和市场,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还可以有效切断“海外经济体正常企业生产与居民消费受影响—外需大幅减弱—居民收入下降—国内消费支出大幅下降—面向内需的企业收入下滑—企业裁员求生—失业增多—国内消费进一步减弱”的恶性循环,充分发挥消费的杠杆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需求,更好地稳增长与保就业。  为何要发行特别国债?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对新京报记者分析称,发行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这次为应对疫情,政府支出巨大。一是对控制疫情的直接支出,比如建医院、人员救治、测试和集中隔离等,都由政府埋单;二是疫情对经济构成了一系列影响,政府采取减税等措施,同时企业停工停产导致收入减少,进一步影响政府税收;三是给予一部分居民和企业补贴,特别是有些居民疫情期间没有收入带来的失业救济问题,都是政府支出。  “即使国内疫情结束,但国际可能还没有结束,所以考虑到收支缺口的长期性。另外疫情期间曝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国家提出要加大医疗卫生领域的建设、防护材料的生产储备等,这也是一笔支出。这些额外支出的负担和收入减少的缺口,需要有资金来弥补。”赵锡军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日前在一份报告中也称,在当前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经济受损严重,则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经济。为了应对政府收入下降支出大幅上升的财政缺口,特别国债其低成本、长周期的特点是为财政收支缺口融资的较为理想的方式。由于受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需求升高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必要情况下可考虑发行2万亿左右特别国债。
2020-05-22
1500字极简版政府工作报告来了
  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要点如下:  2019年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增长6.1%  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调查失业率在5.3%以下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9%  减税降费2.36万亿元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贫困发生率降至0.6%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  企业数量日均净增1万户以上  2020年目标  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长具体目标,主要由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大。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  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重大金融风险有效防控;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财政政策: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就业: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2020年重点工作  就业:  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  减税:  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  前期出台六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  降低企业成本:  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  降低工商业电价5%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  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  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并予政策支持。  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  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  强化保险保障功能。  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  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推动消费回升。  扩大有效投资。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  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  脱贫攻坚:  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  新建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  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外贸:  加大信贷投放,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降低进出口合规成本,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社会事业:  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  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  扩大低保保障范围。
20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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