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动态Group dynamics
人民银行列出廉洁交往负面清单 明示禁令划红线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会同人民银行党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联合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人员与管理服务对象廉洁交往的规定(试行)》,明确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同管理服务对象交往中的8条禁止性事项,如禁止接受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禁止违规兼职取酬等,同时明确与管理服务对象的非公务交往也需报备等事项,从源头上减少可能滋生腐败的土壤,推进干部队伍自我净化、自我提高。  近年来,人民银行系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干部队伍作风等方面呈现出总体好转、明显好转、持续好转态势。但从查办案件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知止、不收手,接受吃请、主动索贿、以权谋私等问题较为突出。对此,廉洁交往规定从接受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收受礼品、礼金等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以本人或特定关系人名义违规兼职取酬等8个方面,归纳提炼出工作人员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活动中需要注意的负面清单,进一步明确了可能影响公正履职、存在围猎意图的“灰色地带”。  除了明确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中的禁止性事项外,廉洁交往规定中还专门制定了礼品礼金登记制度和非公务交往报备制度。要求对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或他人代收转交的财物主动向同级或上级纪检机构报告并登记上交,并规定了出席管理服务对象组织的宴请、参加管理服务对象举办的公益活动等8类应当报备的非公务交往事项。明确要求全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工作人员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的监督管理,各级纪检机构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履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责不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党组织及领导干部,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020-06-08
海南自贸港6方面制度自由便利 建设国际航运航空枢纽
  6月8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包括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6方面的自由便利制度设计。  其中包括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同时在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方面,实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贸易自由便利方面,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措。投资自由便利方面,大幅放宽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准入,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我们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分阶段的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方面,我们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目的是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关于运输往来,自由便利方面将实行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方面,在确保数据流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数据的领域开放,培育发展数字经济。
2020-06-08
地摊经济促灵活就业 缓解低收入人群生活压力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职业。”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靖一看来,活跃的个体经济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牵扯着数以亿计人的生计问题。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稍早前,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指标中,就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这也被看作是放宽搞好地摊经济的积极信号。  随后,包括成都、西安、杭州、长沙、青岛、许昌等地更是陆续提出放开地摊经济和夜间经济,鼓励失业、下岗等人群出门摆摊。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摊经济”本身就是“夜经济”的重要形式,有助于进一步激活“夜经济”,让“夜经济”更加丰富多彩,且更具生机和活力。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  董希淼称,摆地摊多为下岗职工和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的一种方式,而发展地摊经济无疑能缓解当前一部分的就业压力;其次,由于摆地摊相对成本较低且风险较小,所以一定程度上又能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再者,受地摊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且购买便捷等特点,发展地摊经济还能满足居民群众的日常消费需求,助力提高城市活力。  尽管得益于地摊经济就业门槛低、商品价格低等特点,使其在促消费、保居民就业方面拥有独特优势,但这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也意味着将面临新的管理考验。  “如果是无序的发展地摊经济,这势必会影响到城市的交通秩序、市容市貌以及居民生活。”董希淼认为,对于地摊经济的管理,一定要加强引导,使其有序发展。比如从金融角度来看,是否也可以研究将“路边摊”“夫妻店”等经营主体纳入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支持范畴,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合适的产品和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进而为地摊经济有序发展提供帮助。
2020-06-05
商务部:24项措施支持湖北自贸区发展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初显成效,4月当月服务出口增长由负转正。此外,为进一步加大对湖北疫后重振的支持力度,商务部日前研究出台支持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在提升贸易发展质量、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强组织保障等五方面推出24项具体措施。  4月服务出口增长由负转正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5144.3亿元,同比下降13.2%。其中,出口6055.3亿元人民币,降幅收窄至2.2%;进口9088.9亿元人民币,下降19.2%。4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616.6亿元人民币,下降20.1%。  高峰表示,随着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措施初显成效,4月当月我国服务出口161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扭转了疫情发生以来单月出口连续下降的局面。  与此同时,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4月,我国服务进口2003.2亿元,下降32.5%;服务贸易逆差同比下降72.3%至390.3亿元,减少1019.2亿元。1月至4月,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同比下降40%至3033.6亿元,减少2023.7亿元。  针对下一步我国外贸走势,高峰表示,目前看,外贸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同时,中国外贸发展的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培育湖北外贸发展新动能  高峰表示,商务部在提升贸易发展质量、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强组织保障等5个方面推出24项具体措施,支持湖北自贸试验区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具体来看,一是培育湖北外贸发展新动能。支持湖北自贸试验区建设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支持相关片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创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等。  二是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促进、投资服务、投资保护等工作机制。积极为湖北自贸试验区外资企业纾困解难,推进重点外资项目落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支持湖北自贸试验区结合发展定位先行先试,探索建立反向定制(C2M)产业基地,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支持有关片区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供应链体系;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指导,推进消费升级、服务升级。  四是利用双边经贸合作机制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北欧经贸合作论坛等展会、论坛平台,发挥驻外经商机构作用,积极支持湖北自贸试验区开展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等国际经贸合作。  五是支持湖北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做好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工作,围绕战略定位深入开展差别化探索,加强人员交流及专题培训,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2020-06-05
欧洲疯抢中国自行车:销售大涨量 订单排到1个月后
  “中国出口的自行车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0%以上,电动车占比还要更高。”  随着欧洲疫情缓和,5月上旬开始,各国开始逐步“解封”,但疫情之后的民众仍不敢乘坐公共交通,于是纷纷抢购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5月份中国自行车和电动车对欧出口量暴涨,上万元的“土豪”车型也被抢购一空,生产厂家加班加点,订单仍然排到1个月后。  21世纪经济报道从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获得的数据显示,同比去年同期,5月西班牙市场自行车销售额增长超过22倍,意大利、英国也都增长了4倍左右。电动滑板车的销售额也大幅增长,其中,意大利上涨近9倍,英国上涨近8倍,法国增长380%,在本身体量就很大的西班牙也增长了280%。  “原本备在海外仓的货,一周就卖空了。第二批还在路上就被订完,第三批我们又多备了3、4倍的货。”电动滑板车品牌Janobike创始人李小龙表示,从3月份复工以来,销售额持续增长,月环比增幅达30%-40%。目前,Janobike合作的上游车架厂家已经24小时满负荷开工,想要尽早拿货,甚至要靠“走后门”。  自行车品牌SAVA的速卖通负责人郭振鹤也表示,4月以来订单环比增长30%以上,产能吃紧,原本下单后3天之内就能发货,现在至少要等一周。  火爆的订单同样让电动车品牌ShengMilo的生产线应接不暇,5月,ShengMilo在速卖通上的订单环比4月翻了一倍。这家公司的运营负责人何冲表示:“工人每天加班到12点,订单仍然排到了一个月之后。”据他介绍,ShengMilo正在紧急招工,计划将厂房面积和工人规模都扩大一倍。  自行车海外订单火爆的背后是,随着欧洲疫情缓和,5月上旬开始,各国开始逐步“解封”。欧洲人终于能出门了,但仍不敢乘坐公共交通,为了安全,他们纷纷开始抢购代步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电动滑板车还是自行车,在欧洲市场上的普遍售价都在1000美元上下,高端款超过1600美元,折合人民币万元以上,但仍然供不应求。  “欧洲当地政府为鼓励骑行提供了补贴,有了补贴,低端款相当于对折,高端款相当于只卖低端款价格,所以现在高端款也卖空了。”李小龙介绍说。  据悉,5月4日生效的意大利第二阶段复工法令中,提到为了鼓励替代性出行并限制公共交通拥挤,政府将为市民购买自行车和踏板车提供最高500欧元的补贴。法国政府日前宣布一项总额2000万欧元的资金计划,以鼓励法国民众在5月11日全国“解封”后骑自行车出行。企业主也将得到政府资金支持,为骑自行车通勤的员工提供每人400欧元的交通补贴。  而在自行车和电动车行业中,中国拥有从零部件到组装整车的完整产业链。“中国出口的自行车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0%以上,电动车占比还要更高。”速卖通运动品类负责人李凯表示,“中国产品的性价比优势显著,海外需求一直很旺盛。此次疫情影响下,海外线下店关门停业,于是消费者纷纷选择通过跨境电商线上购物,因而带来了平台上相关品类交易量的大幅上升。”
2020-06-04
民航局:自2020年6月8日起 实施航班奖励和熔断措施
  民航局发布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自2020年6月8日起,所有未列入“第5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选择1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具体城市名单可在民航局官网查询),每周运营1班国际客运航线航班。各航空公司由于受疫情影响调减航班涉及的航线经营许可和起降时刻继续予以保留。  各运输航空公司:  为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便利国际人员往来,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等有关规定,现对国际客运航班数量进行调整,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已列入民航局3月12日官网发布的“国际航班信息发布(第5期)”(以下简称“第5期”)航班计划的中外航空公司可以上述航班计划为基准,继续按照以下原则执行自/至中国的国际客运航班: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上述航线航班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调整境内外航点。  二、自2020年6月8日起,所有未列入“第5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选择1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具体城市名单可在民航局官网查询),每周运营1班国际客运航线航班。  三、各航空公司由于受疫情影响调减航班涉及的航线经营许可和起降时刻继续予以保留。  四、请各航空公司根据上述要求,向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申请运行至2020年10月24日的航班预先飞行计划。  五、各航空公司应按照民航局发布的《运输航空公司疫情防控技术指南》要求做好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民航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国籍旅客乘坐航班回国前填报防疫健康信息的公告》要求。  六、为防止航班入境地点过于集中,确保口岸城市具备相应的国际航班和旅客接收的综合保障能力,各航空公司在安排新增航线航班前,应取得由口岸机场所在地省级联防联控机制办公室或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疫情防控保障能力确认函》(模板见附件)。  七、自2020年6月8日起,实施航班奖励和熔断措施。  1.民航局、外交部、国家卫健委、海关总署、移民局等共同建立专班机制,以入境航班落地后旅客核酸检测结果为依据,对航班实施熔断和奖励措施。  2.奖励措施。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连续3周为零的,可在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的航班量范围内增加每周1班,最多达到每周2班。  3.熔断措施。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5个的,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运行1周;达到10个的,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运行4周。“熔断”的航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线。“熔断”期结束后,航空公司方可恢复每周1班航班计划。  八、在风险可控并具备接收保障能力的前提下,可适度增加部分具备条件国家的航班增幅。  九、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民航局2020年3月26日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民航发[2020]12号)同时失效。  民航局  2020年6月4日
2020-06-04
商务部:今年1-4月我国对外投资同比增长0.7%
  近日从商务部获悉,2020年1-4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3084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5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7%。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458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8.2万人,4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78.7万人。  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表示,1-4月我国对外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对“一带一路”投资保持增长。1-4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3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2.3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占同期投资总额的15.6%,较上年提升2.3个百分点。其中,对东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39.4亿美元,同比增长43.3%。  二是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1-4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领域,分别占37.4%、17.4%、13.8%,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0.4%、96.0%,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32.0%。同期,流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69.6%和50.0%。  三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较多。1-4月,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230个,合计538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2.2%。其中上亿美元项目140个,较上年增加9个。  四是对外承包工程部分行业走势良好。1-4月,一般建筑、工业建设、水利建设类项目新签合同额增长较快。其中,一般建筑类新签合同额143.2亿美元,同比增长44.8%;工业建设类新签合同额31.2亿美元,同比增长30.5%;水利建设类新签合同额24亿美元,同比增长83.2%。
2020-06-03
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的金融开放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为止,东亚疫情可能在2月中下旬,欧美疫情可能在3月下旬逐渐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冲击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稳健影响几何?又将如何演变?  问题1: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忧虑,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既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交易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回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Itdepends…或者说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假设。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  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的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的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易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  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问题2:中美贸易摩擦也罢,疫情冲击也罢,似乎都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主动加速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对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已趋于消失,外资在银行、保险、券商和公募基金等的布局更为活跃。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也在持续推动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进程,外资进入中国债市股市已大致畅通无阻,利润汇出渠道也在加速便捷化。两位觉得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持续努力,能否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认可并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回答:我国的金融开放可以从法律意义和事实意义两个维度来进行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往往是前者,而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看重后者。从事实意义角度来讲,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其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其赢利的机会、以及实际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显著增加。  这也容易导致国内视角下零和游戏的思维,即:外资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这一判断会影响到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推动金融开放的做法,也可能增大法律意义、事实意义两个维度开放的反差。  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会多赚一些钱,同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也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案例。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问题3: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中国除了提出六稳、六保之外,也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明显有别。一些人主张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也应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在两位看来,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  回答: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对地方债的存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是一直以来,央地两级财政的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矛盾还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在此基础上,疫情冲击一方面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使得地方财政开支明显上升。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县级国库款已经亮出红灯,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种情况还没有反映到省级财政当中。实际上,地方财政不仅在流量上,而且在存量上也面临较大压力。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不及预期,将无法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债务隐性操作处理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当中提到,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可以看到《意见》指出,一方面要适当加强中央在多个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再加上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的其他措施,央地两级财政有望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事实上,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我们恐怕需要收回来,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本身面临的困难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2020-06-02
经济恢复主要靠消费 何不给那6亿人发消费券?
  今年两会上,总理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70%左右的资金是支撑居民收入的。”这个判断形成决策共识不容易,但是长期形成的宏观调控决策惯性和各部门执行传导机制还是指向投资。客观认识消费主导,不仅需要从增长结构的理论上提高认识,更要从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和各级部门机构设置上做出调整,尽快改变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习惯于上项目、搞基建投资的老模式,让宏观调控应尽快转向以稳消费为主导的决策和行为模式。  推动疫后经济复苏,新基建概念大于实质  传统基建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铁公机、核高基这样的基本建设,已经搞了几十年;所谓新基建,从一提出来到现在始终是充满争议的:一来“新基建”中真正能落地的项目并不多,在投资的拉动作用从规模上看也无法替代老基建;二来新基建不像铁路、公路、机场等老基建具有毫无争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而是更多的商业属性,大部分应该由企业来投资。  以最具有共识的新基建投资5G基站建设为例,5G基站建设虽然需要政府支持,但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三大运营商,因为5G基站的运营主体应该是这些企业,而不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年初三大运营商计划的5G基站投资约1800亿元,考虑到疫情后政府支持力度加大,全年投资规模有可能达2000亿元以上。  新基建另一个比较有共识的领域是数据中心建设。不论企业、个人还是各级地方政府,不论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大部分都是租用企业的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存储和运营管理。那么这个数据中心由谁来建设?在中国,除了移动、联通、电信等三大运营商之外,阿里、腾讯等大企业都有自己投资建设的数据中心,此外还有万国数据、光环新网、宝信软件、易华录等龙头公司的数据中心。主要服务于企业或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贵州、河南等地方政府对在大数据中心建设等方面给予企业很多扶持政策,包括建设用地优惠、税收优惠、资金补贴、人才优惠等,即便有些国有出资,也是以国有企业的方式参与建设,总体来说大数据建设作为新基金的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投资运营都遵循市场化原则,与传统的铁公基等老基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政府投资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约1500亿元,据测算2020年有望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再次是新能源充电桩,有人比喻它有点像加油站,那么加油站是政府出资建设的还是强企业投资建设的?答案一目了然,政府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但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还是要更多地取决于其商业属性。从规模上看,新能源充电桩只有一、两百亿的投资规模,比前两者的投资拉动作用更小。  总体来看,5G基站、数据中心,加上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也就是不到7000亿的投资规模,而一季度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2.83万亿人民币,二季度也超过1万亿,即便按照“六稳”、“六保”的底线思维,稳增长也可能需要5万亿以上的扩大内需规模。这么大的需求缺口,单靠上述几千亿的新基建来对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新基建的理念、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农业时代有农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城镇化时代有工业化、城镇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如今新经济增长越来越快,的确需要一些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过概念归概念,实践归实践,对于真实的增长结构和各自的作用,还是要有比较现实的科学认知。  专项债项目难寻,投资拉动已过时  一部分打着新基建的旗号的所谓新基建,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比如有人把高铁、核电、特高压也叫作“新基建”,其实这已经不是新基建了。在过去十几年里,每次启动稳增长,都是核电、高铁、特高压,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作为老基建的一部分,高铁、核电、特高压的投资空间和边际乘数效应也在递减。  那么,从今年扩大内需所需的几万亿投资规模而言,仍然以传统的老基建为主导行不行呢?  首先,老基建中也确实有一部分适合当前来扩大内需,比如东部地区虽然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建饱和了,但地下管网建设、排水设施、环保等方面还是有空间的,公共卫生设施投资还是有空间的。西部地区也可以进一步扩大部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建投资,但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需求,在西部地广人稀的地方建太密集的高速公路,其实很浪费。可以考虑开通一些民用通航可能更合适。那么民用通航我们能不能放开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政策问题了。  然而,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已经不同于十几年前,投资已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9年,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年内的新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额比重只有31%,而消费在GDP占比已近60%。此时若再想通过扩大老基建,让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无异于刻舟求剑,在实践中必然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总理才会在两会后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  总理还说,重视消费的拉松作用也并不意味这不重视投资。正因为如此,今年在2019年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1.6万亿元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然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前期地方专项债发行节奏过快,已经出现了项目弄虚作假、申报粗制滥造、评审形式主义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时间短、项目储备不充分,根本上还是由于老基建大部分已经饱和、新基建项目不足,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这各级地方政府想拿钱、但专项债合适的项目难寻的问题,这也从微观上反映出再靠投资拉动已不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特征。  何不向6亿月收入千元以下的居民发消费券?  既然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那么消费的增长的空间有多大?很多人曾期待以疫情结束后有报复性消费的来临,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有人开玩笑说“我不想报复性消费,我想报复性涨工资,可以吗?”  毫无疑问,消费首先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了,消费就会增长。那么我们有多少措施是真正能够提高居民收入的呢?如果长期收入增长不能靠政策刺激,那么向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难道不是很好的短期刺激消费措施吗?既然我们知道有6亿中国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那么向这些公民发放1.2万亿消费券,所费还不及今年专项债规模的1/3,平均每人可得两千元,每个这样的家庭6000-10000元,刺激消费、稳增长、保民生的效果难道不比同样花费1.2万亿挖空心思去搞那些已经找不到项目的基建投资效果更好吗?  消费还是利率的函数。因为“居民收入=储蓄+消费”,如果决策者向刺激消费,那就想办法降低储蓄率。如何降低储蓄呢?毫无疑问是降息。但是为什么欧美都大幅降息,而唯独中国货币决策者不降息呢?不降息不是鼓励储蓄吗?不是保护中高收入者利益吗?既然货币政策实际上在鼓励储蓄,还幻想什么消费报复性增长呢?  最后,消费还时“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类似于十几年前的家电下乡,就曾极大地提高了居民对该类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如今老消费只能恢复性增长,而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提高、增长空间最大的莫过于两大新消费方向: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在去年大概是3.7亿部,最高峰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出货数是4.65亿部。今年正值5G手机更新换代,若给一个比较大的补贴,比如一个手机补贴1000块钱,可新增一亿部以上手机消费,直接带动5000亿以上的新增消费,间接带动万亿以上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又比如新能源汽车,正值产业化的起点,若能给新能源汽车一个比较大的补贴,也可带来万亿规模的新消费增长。  总之,既然已经认识到消费在GDP增长中占了60%,且刺激消费受益的都是老百姓,就应该尽快调整决策机制,改变宏观调控的决策机构设置,尽快逐步撤销各级审批投资项目的决策部门,转变为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的执行部门,只要消费券主要发给中低收入者,消费补贴主要指向有增长弹性的新消费,让老消费稳步增长,新消费快速增长,以消费带动增长和就业,就能真正实现“六稳”和“六保”,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2020-06-02
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合肥、佛山晋升新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打乱了城市里正常运转的一切。  这场持续数月的城市停摆,打破了我们在常态时期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那些原本坚固的支撑,看似稳固的行业规则、社会秩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正在发生改变。同时,疫情的蔓延也凸显了城市发展中的病征,我们比以往更看清了,城市化产物的一体两面,并思考,到底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城市。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坚持在这段特殊的日子发布《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是希望能持续观察每年城市的变化,待追溯之时有一个可比的参照。  《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评估的是城市在2019年的发展情况。这是该榜单发布的第五年。五年间,我们不断打磨指标体系和算法,把榜单的维度设置和数据计算方法固定下来: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性五个方面作为一级维度来评估中国城市。  2020年,15个进入“新一线”的城市依次是: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与去年相比,合肥和佛山取代了昆明和宁波,第一次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  今年榜单的主要变化在于加入了更多“人的选择”。比如我们在商业资源集聚度的商业核心指数中,首次引入了商圈到访人次这一指标。除此之外,我们也通过百度地图慧眼的人口吸引力指数、中国联通大数据智慧足迹的外来工作人口数量与变化等指标,来关注城市对新城市人的吸引。  这也是佛山能进入新一线城市名单的原因之一。除了原本广佛同城化带来的居住人口,近几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创新产业的进驻,佛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口。从运营商的手机信令数据看,佛山的外来工作人口仅次于苏州,排在全国第八位。这让佛山在人才吸引力和城市规模与增长的未来可塑性指标中上升了7个名次。  人的需求一直是我们讨论城市发展方向时所需要考量的核心命题。人们追求生产与生活空间更为高效的使用,以及各项资源需要在这些空间中得到聚集和交换,这些要素的不断变化动态地塑造了我们的城市。  由于今年的榜单评估的是城市在2019年的表现,武汉依旧在新一线城市名单中占据头部的位置。但新冠肺炎疫情从这座九省通衢的枢纽城市快速传播开来也让我们意识到,四通八达的交通给城市带来流动的资源的同时,也让疾病的流行变得更加容易。  城市规划的理论中有一个词叫“韧性城市”,说的是城市系统在软件和硬件上能缓和外界冲击,并保持一定的弹性,在较短时间内从风险中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何抵御流行疾病、突发灾害,增强抗风险能力,避免城市停摆,都将是每个城市管理者不得不应对的城市治理命题。  在这场疫情发生之前,所有人对城市的期待都聚焦在通过城市之间越发紧密的连接,优化形塑城市各项要素的配置,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而现在,城市交往的两面性被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网络,变成了一个新的命题。  以下将解读五大指标的具体考量维度和计算方式:  A.商业资源集聚度  商业资源集聚度是一项借助商业世界的选址研判智慧、评估城市商业实力强弱的数据指标。它从主流消费品牌对城市的青睐程度、商圈实力以及基础商业发展三方面衡量城市的商业繁荣程度。  上海一直是这个维度上得分最高的城市,并且得分大幅领先于北京、广州和深圳。过去一年上海还在持续引进更多“亚洲首店”和“中国首店”,这将持续巩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商业品牌影响力。  与2019年相比,头部新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之间的商业实力差距,有着明显的缩小。合肥商业资源集聚度排名从2019年的第二十二位升至第十九位,是过去一年上升最快的新一线城市。其中,合肥的大品牌青睐指数相比去年上升了五名。  在今年的榜单中,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利用超过100万家餐饮及零售品牌门店的位置信息,划分出了全国337个城市的近5000个主要商圈的地理范围,以此研究不同城市重点商圈的品牌门店集聚程度和人流吸引力。  对头部新一线城市而言,在顶级商圈建设赛道上弯道超车一线城市并非不可能。在人口规模较大的中西部大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武汉,它们的商圈平均每天能吸引超过100万人。  基础商业体量的上涨,也是城市商业力量上升的信号之一。过去一年,昆明、厦门、济南、惠州、珠海的餐饮门店数量排名上升最快。  B.城市枢纽性  一座城市的枢纽地位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问题,必须放到城市网络中来整体评估。  通过城市在不同城际交通联系网络的表现,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几个类别:上海和西安是典型的综合型交通枢纽城市;成都、昆明则在民航城际往来联系能力上表现突出;武汉和南京是高铁城际联系主导型城市;沈阳和长春作为东北的区域中心城市,是广袤的东北平原上最核心的公路枢纽。  在高铁的冲击之下,民航国内航线网络趋于稳定,航线资源越发集中于不同区域的核心城市之间。面向国际成为了城市比拼民航枢纽地位的核心竞争力。2016年至2019年间,深圳、成都、昆明和咸阳(西安)的机场的国际航班均增长了35%以上,其中咸阳(西安)的机场涨幅高达87%。  交通工具所构筑的网络,承载着人的流动,也交换着货物。通过物流运输体系,生产资料和商品在经历了汇集—分散—汇集的往复之后,抵达目的地。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义乌(数据汇总至金华市)和广州寄出的包裹数量遥遥领先于第三名的深圳。  连续多年使用企业关联网络算法,我们通过不同品类品牌门店在区域内的城市分布网络,来判断城市的商业枢纽地位。与此前的数据表现一致,华北和西北地区都呈现出典型的单中心形态,北京和西安在区域内仍具有不可撼动的优势地位。  C.城市人活跃度  理解城市,要从理解城市中每一个活跃的个体开始。怀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城市人通过对消费、娱乐与生活方式的探索,以向上的姿态活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新一年的榜单中,一线城市之外,成都、杭州、重庆、苏州及武汉城市人活跃度最高,呈现出鲜活蓬勃的城市面貌。成都和杭州已连续多年在这一项指数的新一线首位争夺中你追我赶——成都的夜间活跃度特色鲜明,杭州则消费活跃度极高。  消费活跃度指标收集了饿了么外卖数据、淘宝天猫网购与海淘数据,它衡量了城市的餐饮与购物的总体支付能力和市场规模,还反映了城市商业的丰富度与饱和度,从中可观察城市人消费行为模式与倾向。  相比可见的消费行为,社交活跃度更偏向于衡量城市人相互连接、获取信息、分享快乐的广度与深度。随着社交平台的多元化,不同平台吸引的用户群体差异越来越鲜明,也将城市的社交活力氛围区分开来。  腾讯社交活跃度最高的五个城市——深圳、珠海、广州、中山、东莞皆位于华南地区。短视频平台抖音则在以周口、遵义、阜阳、驻马店为代表的二线及以下城市汇集了庞大的用户群体。  今年的夜间活跃度指标新加入了夜间出行数据与更多夜间活动场所的统计。北上广深的夜间出行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在13%~14%,沈阳则达到31.5%。人流数据能让我们不单单从城市的夜间供给考虑问题,更能直接了解城市人的实际夜间行为。  D.生活方式多样性  疫情期间困在家中,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城市多元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要是不能出门与你生活的城市发生各式各样的互动,几乎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多姿多彩的要义。  出门新鲜度指数汇集了常态生活中,城市所能提供的各种生活方式。抖音打卡地点丰富度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包括了杭州、成都和郑州这三个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成都占据了全国25%的演出场馆资源;重庆是拥有书店和电影院最多的新一线城市,而从人均数量看,昆明和杭州分别是人均书店最多和人均电影院数量最多的城市。  理论上,场所愈加丰富,需求得到满足,消费行为因此增加。实际上却没有这么简单,原因就在于,消费偏好赋予了消费行为多样性。淘宝消费多样性指数表明,消费多样性排名提升最多的前十名城市中,四川省的城市占了一半。此外,排名大幅提升的城市多数为四五线城市。线上消费的下半场,是低线城市的舞台。  不同城市展现出不同的消费偏好和特征背后,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休闲方式的事实。休闲丰富度所观察的,便是基于城市人多样化需求形成的各类休闲方式。  马蜂窝的数据表明,杭州和南京是一线城市外最热衷旅游的城市;腾讯营销大数据显示,成都是最热爱音乐的新一线城市,东莞、西安、重庆紧随其后。  E.未来可塑性  未来可塑性是一个着眼于现在,同时能预判未来发展的数据指标。  相比往年,今年东莞、佛山在未来可塑性上的排名有了大幅增进;与之相对的,武汉、厦门等城市的排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在创新氛围的竞争赛道上,城市群的整体优势开始凸显。叠加了全国所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空间地图清晰地显示,中国科技企业高度聚集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城市与城市之间呈现出强强毗邻且网状支撑的格局。  智联招聘的人才吸引力相关指标显示,海归学子不再扎堆于北京、上海,而是更均衡地去向了其他一线与新一线城市;毕业生的留存与本地高校资源实力的相关性逐年减弱,人才往往倾向于那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与新经济活跃的城市。  通过阿里巴巴与京东两家头部电商平台的数据,观察城市整体的消费潜力可以看到:石家庄、惠州与济南的京东线上消费增长分列全国第五名、第十八名与第十九名,常州、惠州的京东升级品类销售额分列全国第十三名、第十八名。在阿里巴巴年轻人消费力的综合评估中,莆田和福州挤入了全国前十的位次。这些城市的成长说明,消费下沉正在发生,消费理念与消费模式的升级也将随时间推移传向更多的地方。  一个明显的拐点趋势在于,在2019年外来工作人口总量超过百万的26个城市中,有17个城市的外来工作人口数值相比前一年都出现了萎缩。“离开大城市”的现象正在变得普遍。  当然,对这条信息的解读不必过分悲观。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些离开的人口必然会流向更适合他们的地方,对流入城市而言又将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对流出城市亦是如此。
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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